王垠：我和Google的故事
2012-08-14 08:40:13 来源：chinaz 评论：0 点击：
也许有人看见过我批判Google的那篇英文文章（HackerNews上的讨论）。它好像有一部分片面性，所以被我从英文博客上拿下来了。我一直在反思自己在Google的经历，因为在这个公司工作总是感觉不对劲，但是却总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也许现在用自己的母语，我可以得出一个准确一点的结论吧。
受命于危难
先说说我的项目是怎么开始的吧。当我加入的时候，我的老板SteveYegge的小组试图制造一个跨语言的“服务式”编程工具，叫做Grok。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clipse和VisualStudio,但是Grok的设计目标不只是检索和分析本机的某一种语言的代码，而是大规模的检索和分析Google的所有项目，所有语言，所有代码。这包括Google的“四大语言”：C++、Java、JavaScript,、Python，一些工具性的语言：Sawzall，protobuf等，还有一些“buildfile”和所有第三方的库。Grok的初期设计目标是一个静态的代码索引服务，只要程序员点击任何一个变量或者函数名，就能“准确”的跳转到它定义的位置。动态的编辑功能稍后也在陆续加入。
这种检索不是像ctags,etags那种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匹配，而是像Eclipse和VisualStudio那样的准确的“语义检索”，所以它必须真正的理解程序语言的语义。在Grok诞生以前，市面上和Google内部都没有一个工具能正确的支持所有“四大语言”，所以我不得不说，Steve的项目比起Google的其他程序语言相关的项目是相当先进的。
虽然Grok的技术含量挺高，但是Google的管理层对东西的评价并不是看技术含量的，而是看你有多少“影响力”(impact)，说白了也就是有多少用户。Google当时本来就只有不到一万个程序员，一个“内部编程工具”能有多少“用户”呢？所以Grok比起像CodeSearch一类利用正则表达式来查询程序的“低端”项目来说，在管理层心目中并不占任何优势。而且由于其它项目界面好看些，用户多些，Grok随时有被取消的危险，这使得Steve心理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个“危难关头”进入他们的小组的。我当然没蠢到会自己进入这样一个组，但是Steve在电话面试时把一切都说得很美好的样子。当时小组里只有三个人：Steve和另外两个组员。
恐惧和疑惑
当我开始的时候，Grok小组已经初步完成了Java和JavaScript的检索模块。但是他们的检索并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从Eclipse(JDT)和JSCompiler(开源后叫closurecompiler)里面分别“挖取”了对Java和JavaScript语义检索的部分，修改之后插入到项目里的。Eclipse的设计非常的不模块化，以至于项目进行了一年多，大家还在忙着解决它带来的各种bug。
最开头的时候Steve给了我两个选择：检索C++或者是Python。我觉得C++的设计太繁琐，所以就选择了看起来好一点的Python。Steve就让我去找一个开源的PythonIDE，然后把里面的语义检索部分挖出来插入到项目里面。可是在看过十个左右的“PythonIDE”之后，我发现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正确的“跳转到定义”。分析其原因，是因为这些IDE基本上做的是正则表达式匹配，而完全不理解Python的语义。所以我对Steve说，我要自己从头写一个。但他反对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这是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完成的。不但是我不能，而且就算一个小组的高级程序员也不可能完成。就算完成了，他也不想“维护”这些代码。所以他宁愿让我去拿一个不怎么样的开源项目，因为这样“维护”的工作就转嫁到开源项目身上去了。
可是我很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语义检索，不过是一个抽象解释器(abstractinterpreter)。写解释器是我很在行的，所以我告诉他这是我可以完成的，而且由于设计上的简洁，我的代码的维护代价会比使用一个开源项目小很多。他没有说话。我同时也在进行一些内部培训，看一些视频，折腾MapReduce一类的内部工具教程，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隐约的感觉到Steve的不快，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了，可是也没有太在意，仍然傻乎乎的到处凑热闹。到了周五的时候，Steve下午很早就回家了。另一个组员还待在哪里，闷声闷气的。我对她说：“Steve是不是不高兴了？我知道我说话有点太自信，可能打击到他了。”她好像打满的气球被开了一个孔：“他怎么会被你打击到？你知道他以前做的项目有多厉害吗？他是怕你做不出来。之前有一些intern设的目标太高，以至于到最后没有完成他们的项目。”于是她打开Eclipse，把JSCompiler的代码给我看。“你知道我们以前一个类似的项目JSCompiler，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吗？一个小组的人，四年的时间！”她打开其中一个文件，也就是处理符号表的那个模块，说：“看这一个文件就有9000多行代码。你三个月能写出这么多代码吗？”我翻了一下白眼，搞笑似地说：“啊～怎么可能有9000多行？这些人真的知道怎么写这种代码吗……”
后来具体的对话我忘记了，但是她说得那么战战兢兢的，确实给了我一些压力。再加上Steve那个闷声子，真是不好受。所以那个周末我没有出去玩，我下载了一个Jython，把它的parser文件(ANTLR)拿出来。自己设计了一个更简单的AST数据结构，把这个parser生成的AST转换成我的结构。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写一个抽象解释器。由于Java的限制，我想出了一个更简洁的用Java实现解释器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使用繁琐的visitorpattern。一个周末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型。当然因为Python语言的复杂性，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到后来才完全的实现。
等到星期一的时候，我告诉Steve我做了一个原型出来，而且因为我拿了Jython的parser，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把这代码merge回Jython，给他们提供功能，让他们帮我们维护代码，对两方都有好处。他居然一点也不高兴，把我叫到一个白板前面，板着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吗？我怕在你离开四个月以后，我还在跟别人说，我仍然在改正我的intern代码里的bug！来，给我讲一下你打算怎么做。”我就画了一个AST的类关系图，在每个类插入一个叫interp的方法，然后指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解释器。最后他豁然开朗了一样，说：“好。我相信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了。就这样做吧。”
陌路
在Google的整个夏天，我都觉得跟其他人没有共同语言。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也不想谈。我觉得不以为然的一些东西，却被捧上了天。总体感觉就是过度“和谐”，像是回到了小学。每个人都像是“祖国的花朵”，对Google的一切都赞不绝口。你本来有时不想笑，不想说好话，身边的“社会压力”却让你不得不满脸堆笑，所以很累。没有人说真话，以至于你不知道到底什么好，什么不好。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一些人的显赫“地位”，传说他们如何的“牛”。比如，有一次几个人在谈论一个Google的“牛人”，说他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很快就升为了StaffSoftwareEngineer（“Staff”是比“Senior”高一级的职位，Steve就是个Staff）。我去看了一下这项目，发现不过就是JUnit的“C++版本”。JUnit这东西技术含量本来就是相当低的，做这样一个东西就能当“Staff”，那我岂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成为“Principal”了？哈哈。我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一个Staff就如此，谈到Google的两个创始人的时候，有些人就简直是黑白不分了。对他们的各种武断的甚至不讲理的做法，居然都津津乐道。创始人在他们眼里俨然就跟皇帝一样，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甚至有人以自己的办公室在创始人办公室的正下方为豪。这种浮夸和互相吹捧之风，恐怕是在其它公司也少见的。Google要求员工们保持一种“Googley”的态度，原来就是这样的态度，过度的“正面”和“积极”。美国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和“批判性思维”，在Google貌似高度缺乏。另一些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对某种语言或者技术有宗教情绪的人。有一次吃午饭，一个工程师主动坐到我面前，像是在面试我一样，正儿八经的开始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谈到C++。我说C++设计实在是太繁琐了，其实很多简单的语言效率并不比C++低，C++最近其实在向其它高级语言学一些东西……后来这人就不说话了。那天以后我就发现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了。后来我才发现，在Google是不可以指出某种语言，特别是C++的缺点的。C++在Google的“势力”之大，连Java都只能算二流货色。最搞笑的其实是Google总喜欢故弄玄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说得很玄乎。很多文档，视频，活动都挂着“GoogleConfidential”的标签。等你去看了，却发现其实是众所皆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机密可言。可是大部分的实习生们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以至于产生优越感。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一个“TGIF”，两个创始人会像主持人一样组织一个大会。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总感觉气氛过于群情激昂了，有点像小学的时候升国旗开大会的感觉。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总是在听新闻发布，不然就是谈工作进度，不然就是表彰某些人。总之，你总是感觉在受到某种挑拨，有一种传销公司大会的感觉。大家轻轻松松一起玩的真正的party，却非常稀少。
由于Google“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和娱乐，健身设施，你总是感觉欠了公司什么一样，而其实这些钱都是出自你自己的劳动。而且因为这些设施离工作的地方太近，你总是感觉Google在你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连玩的时候都在想着它。Steve经常叫几个人出去Starbucks买咖啡，我开头还觉得奇怪，因为Google有上好的咖啡机。后来才明白原来他们只是想出去换个环境和人气。一些别的公司的人（比如我寄宿房子的主人）也在疑惑，Google的员工到底有没有下班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度过在Google的每一天，以至于后来我都不怎么在饭桌上吃饭了。自己把饭端到靠墙的吧台去吃，或者坐在“冰激凌吧”跟里面的厨师聊天，省得遇到一些高谈阔论的人无语。我发现自己跟打扫卫生的大妈小妹们也谈得来，她们也喜欢跟我说话。后来我发现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我，另外两个比较厉害的博士生也懒的在那边吃饭了。其中一个说他一个星期就把自己的项目做完了，然后假装仍然在做，免得又被增加任务。这就是所谓“能者多劳”吧。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人，往往会有一般程序员几十，上百倍的效率，可是得到的“回报”却是更多的任务量和压力。
皇帝的织布工
虽然Steve“允许”我自己从头做一个Python分析器，但这却不是没有压力的。这种感觉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的织布工一样。我扬言自己会做出精美绝伦的布料，皇帝的大臣们却看不见，所以他们就相当的小心。总是对我很敬畏的样子，有时会来问候一下，做得怎么样了。可是一旦扯到深入的话题，却又怕被看穿其实他们不懂很多东西。因为我的教授们研究Scheme，所以Steve有时候也会很激动的表扬Scheme，或者类似Scheme的语言比如Clojure。这种奉承真的让我受不了，生搬来的术语都是错乱的，所以经常来回两句之后，他就无语了。为什么程序语言总是引起这种宗教的态度，不是抵制就是膜拜？
有一次一个StaffSoftwareEngineer来访。看我在做这个Python分析器，很鄙夷的样子，说：“你做那个东西干什么。Python本来是没有类型的，怎么推导得出类型来？我倒希望Java的类型推导做得更好一些，不用手写很多类型。”显然他不知道什么是类型推导，他也不知道如何把Java的类型推导做得更好。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语言的设计者身上，自己没有能力去改进它们，所以他们才会对程序语言顶礼膜拜。
压力
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Steve为什么这么紧张。那天有另一个“分舵”的director来访，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创新”（innovation）的演讲。基本内容就是说，技术上的创新，如果吸引不到用户，那就不算什么创新，拉得到用户的东西才叫创新。完全就是扯淡嘛，可是他那个气势真像是在宣布圣旨一样。
那天下午，这个director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表情严肃的“审问”Steve：“你说你每天有5000个用户。可是Google总共还不到10000个程序员。你是怎么算的？你把接受你的服务的那些下游项目的用户全都算进去了吧！”唉，想不到大名鼎鼎的SteveYegge在这种钦差大臣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
我可以说，这个Python的东西，虽然没有费特别多力气，但却是Google里很少有人可以做出来的，就算Python的创造者GuidovanRossum恐怕也玄。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这个濒临灭亡的项目，因为一旦Grok支持所有的“Google语言”，就会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东西，从而会有“影响力”。这确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我走了之后，Grok开始通过API给很多项目提供服务，包括CodeSearch。
Google给我的那点工资，其实是根本买不起这样的软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像CodeSonar之类“静态分析”软件的价格，一份基本上就是我三个月的工资。由于我上学想找点外快，让他们捡了一个便宜。可是这种“上级领导”的压力居然也间接的传到了我身上，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不尊重的方式。这种感觉就是，你做得再多再出色，你相对于Google的“大拿”们，什么都不算。这也许就是Google为什么雇佣DennisRitchie,BrianKernighan,KenThompson,RobPike,PeterNorvig,GuidovanRossum等大牛吧。因为它就可以说：“看我们Google有这些顶尖牛人，你算个什么，要不断努力！”Steve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你要为Google做出杰出的贡献啊！Google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你要做出Google一贯的品质来。你知道Python的创造者Guido也是Google的员工吗？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给你美言几句。”这种语气，我好像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听说过呢？“你要为祖国做出杰出的贡献！”他也许以为我会受宠若惊，可是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有时候他又会突然把脸一翻，做出一副“博学”的样子，说：“你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的话你的intern项目就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其它组员如果看我貌似心情比较轻松，也会不时的提一下：“这个做完了吗？如果这个做完了，你可以做那个。反正我们有的是事情给你做……”我心里其实在想，你知道这东西的“难度”吗？符号表模块都要写9000行代码的人，你自己来做一下，看看一年之内你做得出来不。总之他们就是用这种奉承，利诱，竞争，加威胁的方式，想方设法让我多做事情。可是我心里想的是，Google老爹，您就给了那么点钱，您想买多少东西啊？
本来这系统能做出来就不错了，一个组员却一直催着我写test。她根本不明白，一个程序并不是写了测试就会是个好程序。这个程序经过我多次的大规模修改甚至推翻重来，即使一早写了测试，那些测试也会很快作废。这种大公司给人灌输的“test-driven”编程方式，在这种创造性的程序设计里是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要写出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全神贯注，深入到语言的本质。而去写测试，往往会打乱原来的思路，所以测试应该是最后完成之后才写的。当我最后完成这个系统，可以大规模的处理Python代码的时候，却听见从她的桌上传来一声沉闷的咆哮：“WRITE–THE–TESTS—”这真的非常Googley！
结果
最后我顺利完成了整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设计实现的（除了Jython里的parser）。现在它每天都会把Google所有的Python代码索引一遍。很多内部工具比如CodeSearch里面的Python文件上的链接，都是这东西做出来的。我所有的代码加起来才4000行。处理符号表的模块只有600行。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JSCompiler会有9000行来处理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花费了一个小组四年的时间。
总结
这些就是我对Google的印象。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很不错的工程师进入Google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为Google“默默奉献”，不再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我感觉Google就是一个埋没人才的机器，而它的“创造性”的名声，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才被埋没。主动找上门的人才被埋没了不说，还吞并其它公司，并且对他们施行同样的“Google文化”，埋没更多的人才。
Google总是号称自己的工程师“buildthingsgroundup”，实际上却总是拿一些现成的代码来修修补补，往往耗费更多的时间。当你真的想要“从头”做起，却发现重重的阻碍和压力。
Google跟其它公司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Google不稀罕你，你不被尊重，你活在某些你说不出他哪里牛的“大牛”的阴影下。我没有很多其他公司的工作经历，但是我面试过其它一些公司。也许它们在技术上或者名气上会比Google差一些，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人才的渴望和尊重。所以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何必去Google受气呢？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随你而改进。（文/王垠）
受命于危难
先说说我的项目是怎么开始的吧。当我加入的时候，我的老板SteveYegge的小组试图制造一个跨语言的“服务式”编程工具，叫做Grok。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clipse和VisualStudio,但是Grok的设计目标不只是检索和分析本机的某一种语言的代码，而是大规模的检索和分析Google的所有项目，所有语言，所有代码。这包括Google的“四大语言”：C++、Java、JavaScript,、Python，一些工具性的语言：Sawzall，protobuf等，还有一些“buildfile”和所有第三方的库。Grok的初期设计目标是一个静态的代码索引服务，只要程序员点击任何一个变量或者函数名，就能“准确”的跳转到它定义的位置。动态的编辑功能稍后也在陆续加入。
这种检索不是像ctags,etags那种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匹配，而是像Eclipse和VisualStudio那样的准确的“语义检索”，所以它必须真正的理解程序语言的语义。在Grok诞生以前，市面上和Google内部都没有一个工具能正确的支持所有“四大语言”，所以我不得不说，Steve的项目比起Google的其他程序语言相关的项目是相当先进的。
虽然Grok的技术含量挺高，但是Google的管理层对东西的评价并不是看技术含量的，而是看你有多少“影响力”(impact)，说白了也就是有多少用户。Google当时本来就只有不到一万个程序员，一个“内部编程工具”能有多少“用户”呢？所以Grok比起像CodeSearch一类利用正则表达式来查询程序的“低端”项目来说，在管理层心目中并不占任何优势。而且由于其它项目界面好看些，用户多些，Grok随时有被取消的危险，这使得Steve心理压力很大。我就是在这个“危难关头”进入他们的小组的。我当然没蠢到会自己进入这样一个组，但是Steve在电话面试时把一切都说得很美好的样子。当时小组里只有三个人：Steve和另外两个组员。
恐惧和疑惑
当我开始的时候，Grok小组已经初步完成了Java和JavaScript的检索模块。但是他们的检索并不是自己设计的，而是从Eclipse(JDT)和JSCompiler(开源后叫closurecompiler)里面分别“挖取”了对Java和JavaScript语义检索的部分，修改之后插入到项目里的。Eclipse的设计非常的不模块化，以至于项目进行了一年多，大家还在忙着解决它带来的各种bug。
最开头的时候Steve给了我两个选择：检索C++或者是Python。我觉得C++的设计太繁琐，所以就选择了看起来好一点的Python。Steve就让我去找一个开源的PythonIDE，然后把里面的语义检索部分挖出来插入到项目里面。可是在看过十个左右的“PythonIDE”之后，我发现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正确的“跳转到定义”。分析其原因，是因为这些IDE基本上做的是正则表达式匹配，而完全不理解Python的语义。所以我对Steve说，我要自己从头写一个。但他反对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这是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不可能完成的。不但是我不能，而且就算一个小组的高级程序员也不可能完成。就算完成了，他也不想“维护”这些代码。所以他宁愿让我去拿一个不怎么样的开源项目，因为这样“维护”的工作就转嫁到开源项目身上去了。
可是我很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语义检索，不过是一个抽象解释器(abstractinterpreter)。写解释器是我很在行的，所以我告诉他这是我可以完成的，而且由于设计上的简洁，我的代码的维护代价会比使用一个开源项目小很多。他没有说话。我同时也在进行一些内部培训，看一些视频，折腾MapReduce一类的内部工具教程，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隐约的感觉到Steve的不快，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了，可是也没有太在意，仍然傻乎乎的到处凑热闹。到了周五的时候，Steve下午很早就回家了。另一个组员还待在哪里，闷声闷气的。我对她说：“Steve是不是不高兴了？我知道我说话有点太自信，可能打击到他了。”她好像打满的气球被开了一个孔：“他怎么会被你打击到？你知道他以前做的项目有多厉害吗？他是怕你做不出来。之前有一些intern设的目标太高，以至于到最后没有完成他们的项目。”于是她打开Eclipse，把JSCompiler的代码给我看。“你知道我们以前一个类似的项目JSCompiler，花了多少时间才完成吗？一个小组的人，四年的时间！”她打开其中一个文件，也就是处理符号表的那个模块，说：“看这一个文件就有9000多行代码。你三个月能写出这么多代码吗？”我翻了一下白眼，搞笑似地说：“啊～怎么可能有9000多行？这些人真的知道怎么写这种代码吗……”
后来具体的对话我忘记了，但是她说得那么战战兢兢的，确实给了我一些压力。再加上Steve那个闷声子，真是不好受。所以那个周末我没有出去玩，我下载了一个Jython，把它的parser文件(ANTLR)拿出来。自己设计了一个更简单的AST数据结构，把这个parser生成的AST转换成我的结构。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写一个抽象解释器。由于Java的限制，我想出了一个更简洁的用Java实现解释器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使用繁琐的visitorpattern。一个周末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型。当然因为Python语言的复杂性，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到后来才完全的实现。
等到星期一的时候，我告诉Steve我做了一个原型出来，而且因为我拿了Jython的parser，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个理由把这代码merge回Jython，给他们提供功能，让他们帮我们维护代码，对两方都有好处。他居然一点也不高兴，把我叫到一个白板前面，板着脸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担心吗？我怕在你离开四个月以后，我还在跟别人说，我仍然在改正我的intern代码里的bug！来，给我讲一下你打算怎么做。”我就画了一个AST的类关系图，在每个类插入一个叫interp的方法，然后指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解释器。最后他豁然开朗了一样，说：“好。我相信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了。就这样做吧。”
陌路
在Google的整个夏天，我都觉得跟其他人没有共同语言。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也不想谈。我觉得不以为然的一些东西，却被捧上了天。总体感觉就是过度“和谐”，像是回到了小学。每个人都像是“祖国的花朵”，对Google的一切都赞不绝口。你本来有时不想笑，不想说好话，身边的“社会压力”却让你不得不满脸堆笑，所以很累。没有人说真话，以至于你不知道到底什么好，什么不好。
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一些人的显赫“地位”，传说他们如何的“牛”。比如，有一次几个人在谈论一个Google的“牛人”，说他做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很快就升为了StaffSoftwareEngineer（“Staff”是比“Senior”高一级的职位，Steve就是个Staff）。我去看了一下这项目，发现不过就是JUnit的“C++版本”。JUnit这东西技术含量本来就是相当低的，做这样一个东西就能当“Staff”，那我岂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成为“Principal”了？哈哈。我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一个Staff就如此，谈到Google的两个创始人的时候，有些人就简直是黑白不分了。对他们的各种武断的甚至不讲理的做法，居然都津津乐道。创始人在他们眼里俨然就跟皇帝一样，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甚至有人以自己的办公室在创始人办公室的正下方为豪。这种浮夸和互相吹捧之风，恐怕是在其它公司也少见的。Google要求员工们保持一种“Googley”的态度，原来就是这样的态度，过度的“正面”和“积极”。美国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和“批判性思维”，在Google貌似高度缺乏。另一些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对某种语言或者技术有宗教情绪的人。有一次吃午饭，一个工程师主动坐到我面前，像是在面试我一样，正儿八经的开始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谈到C++。我说C++设计实在是太繁琐了，其实很多简单的语言效率并不比C++低，C++最近其实在向其它高级语言学一些东西……后来这人就不说话了。那天以后我就发现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了。后来我才发现，在Google是不可以指出某种语言，特别是C++的缺点的。C++在Google的“势力”之大，连Java都只能算二流货色。最搞笑的其实是Google总喜欢故弄玄虚，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说得很玄乎。很多文档，视频，活动都挂着“GoogleConfidential”的标签。等你去看了，却发现其实是众所皆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机密可言。可是大部分的实习生们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以至于产生优越感。每个星期五，都会有一个“TGIF”，两个创始人会像主持人一样组织一个大会。本来无可非议，但是总感觉气氛过于群情激昂了，有点像小学的时候升国旗开大会的感觉。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总是在听新闻发布，不然就是谈工作进度，不然就是表彰某些人。总之，你总是感觉在受到某种挑拨，有一种传销公司大会的感觉。大家轻轻松松一起玩的真正的party，却非常稀少。
由于Google“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和娱乐，健身设施，你总是感觉欠了公司什么一样，而其实这些钱都是出自你自己的劳动。而且因为这些设施离工作的地方太近，你总是感觉Google在你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连玩的时候都在想着它。Steve经常叫几个人出去Starbucks买咖啡，我开头还觉得奇怪，因为Google有上好的咖啡机。后来才明白原来他们只是想出去换个环境和人气。一些别的公司的人（比如我寄宿房子的主人）也在疑惑，Google的员工到底有没有下班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度过在Google的每一天，以至于后来我都不怎么在饭桌上吃饭了。自己把饭端到靠墙的吧台去吃，或者坐在“冰激凌吧”跟里面的厨师聊天，省得遇到一些高谈阔论的人无语。我发现自己跟打扫卫生的大妈小妹们也谈得来，她们也喜欢跟我说话。后来我发现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是我，另外两个比较厉害的博士生也懒的在那边吃饭了。其中一个说他一个星期就把自己的项目做完了，然后假装仍然在做，免得又被增加任务。这就是所谓“能者多劳”吧。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人，往往会有一般程序员几十，上百倍的效率，可是得到的“回报”却是更多的任务量和压力。
皇帝的织布工
虽然Steve“允许”我自己从头做一个Python分析器，但这却不是没有压力的。这种感觉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的织布工一样。我扬言自己会做出精美绝伦的布料，皇帝的大臣们却看不见，所以他们就相当的小心。总是对我很敬畏的样子，有时会来问候一下，做得怎么样了。可是一旦扯到深入的话题，却又怕被看穿其实他们不懂很多东西。因为我的教授们研究Scheme，所以Steve有时候也会很激动的表扬Scheme，或者类似Scheme的语言比如Clojure。这种奉承真的让我受不了，生搬来的术语都是错乱的，所以经常来回两句之后，他就无语了。为什么程序语言总是引起这种宗教的态度，不是抵制就是膜拜？
有一次一个StaffSoftwareEngineer来访。看我在做这个Python分析器，很鄙夷的样子，说：“你做那个东西干什么。Python本来是没有类型的，怎么推导得出类型来？我倒希望Java的类型推导做得更好一些，不用手写很多类型。”显然他不知道什么是类型推导，他也不知道如何把Java的类型推导做得更好。很多人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语言的设计者身上，自己没有能力去改进它们，所以他们才会对程序语言顶礼膜拜。
压力
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Steve为什么这么紧张。那天有另一个“分舵”的director来访，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创新”（innovation）的演讲。基本内容就是说，技术上的创新，如果吸引不到用户，那就不算什么创新，拉得到用户的东西才叫创新。完全就是扯淡嘛，可是他那个气势真像是在宣布圣旨一样。
那天下午，这个director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表情严肃的“审问”Steve：“你说你每天有5000个用户。可是Google总共还不到10000个程序员。你是怎么算的？你把接受你的服务的那些下游项目的用户全都算进去了吧！”唉，想不到大名鼎鼎的SteveYegge在这种钦差大臣面前也只能唯唯诺诺。
我可以说，这个Python的东西，虽然没有费特别多力气，但却是Google里很少有人可以做出来的，就算Python的创造者GuidovanRossum恐怕也玄。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这个濒临灭亡的项目，因为一旦Grok支持所有的“Google语言”，就会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个东西，从而会有“影响力”。这确实是后来发生的事，我走了之后，Grok开始通过API给很多项目提供服务，包括CodeSearch。
Google给我的那点工资，其实是根本买不起这样的软件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像CodeSonar之类“静态分析”软件的价格，一份基本上就是我三个月的工资。由于我上学想找点外快，让他们捡了一个便宜。可是这种“上级领导”的压力居然也间接的传到了我身上，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不尊重的方式。这种感觉就是，你做得再多再出色，你相对于Google的“大拿”们，什么都不算。这也许就是Google为什么雇佣DennisRitchie,BrianKernighan,KenThompson,RobPike,PeterNorvig,GuidovanRossum等大牛吧。因为它就可以说：“看我们Google有这些顶尖牛人，你算个什么，要不断努力！”Steve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你要为Google做出杰出的贡献啊！Google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你要做出Google一贯的品质来。你知道Python的创造者Guido也是Google的员工吗？我一定会在他面前给你美言几句。”这种语气，我好像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听说过呢？“你要为祖国做出杰出的贡献！”他也许以为我会受宠若惊，可是我心里却不是个滋味。
有时候他又会突然把脸一翻，做出一副“博学”的样子，说：“你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的话你的intern项目就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其它组员如果看我貌似心情比较轻松，也会不时的提一下：“这个做完了吗？如果这个做完了，你可以做那个。反正我们有的是事情给你做……”我心里其实在想，你知道这东西的“难度”吗？符号表模块都要写9000行代码的人，你自己来做一下，看看一年之内你做得出来不。总之他们就是用这种奉承，利诱，竞争，加威胁的方式，想方设法让我多做事情。可是我心里想的是，Google老爹，您就给了那么点钱，您想买多少东西啊？
本来这系统能做出来就不错了，一个组员却一直催着我写test。她根本不明白，一个程序并不是写了测试就会是个好程序。这个程序经过我多次的大规模修改甚至推翻重来，即使一早写了测试，那些测试也会很快作废。这种大公司给人灌输的“test-driven”编程方式，在这种创造性的程序设计里是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要写出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全神贯注，深入到语言的本质。而去写测试，往往会打乱原来的思路，所以测试应该是最后完成之后才写的。当我最后完成这个系统，可以大规模的处理Python代码的时候，却听见从她的桌上传来一声沉闷的咆哮：“WRITE–THE–TESTS—”这真的非常Googley！
结果
最后我顺利完成了整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设计实现的（除了Jython里的parser）。现在它每天都会把Google所有的Python代码索引一遍。很多内部工具比如CodeSearch里面的Python文件上的链接，都是这东西做出来的。我所有的代码加起来才4000行。处理符号表的模块只有600行。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JSCompiler会有9000行来处理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花费了一个小组四年的时间。
总结
这些就是我对Google的印象。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很不错的工程师进入Google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为Google“默默奉献”，不再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我感觉Google就是一个埋没人才的机器，而它的“创造性”的名声，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才被埋没。主动找上门的人才被埋没了不说，还吞并其它公司，并且对他们施行同样的“Google文化”，埋没更多的人才。
Google总是号称自己的工程师“buildthingsgroundup”，实际上却总是拿一些现成的代码来修修补补，往往耗费更多的时间。当你真的想要“从头”做起，却发现重重的阻碍和压力。
Google跟其它公司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Google不稀罕你，你不被尊重，你活在某些你说不出他哪里牛的“大牛”的阴影下。我没有很多其他公司的工作经历，但是我面试过其它一些公司。也许它们在技术上或者名气上会比Google差一些，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人才的渴望和尊重。所以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何必去Google受气呢？无论你走到哪里，那个地方就随你而改进。（文/王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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