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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我的成功是被妻子唠叨出来的
2012-08-06 09:11:47   来源:Chinaz   评论:0 点击:

  我把我弃教从商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出国潮高涨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一切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但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人民币十几万,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我为了积攒求学费用,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最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为培训机构代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俞敏洪/口述,摘编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俞敏洪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
  
  他是“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知识分子成功创业的典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留学教父”俞敏洪几乎是拥有最多听众的演讲者,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
  
  本书内容全由俞敏洪自述而成。他以一贯的幽默语言,娓娓讲述了自己的贫穷少年时代、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详细讲述了大学毕业后那段足以让他铭记一生的艰难创业历程,得出了“无论世界怎样痛苦,都要不懈努力、尽力而为”的感悟。
  
  俞敏洪的“六大痛苦”:
  
  第一个痛苦是自己两次遭遇绑架,险些被撕票;
  
  第二个痛苦是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天天遭受着悍妻的折磨;
  
  第三个痛苦是遭遇了不讲情理的学校领导,最终愤然辞职,忍受着失业的痛苦;
  
  第四个痛苦是请来了王强、徐小平这两个老哥们,不曾料想权力日渐被架空,真是“引狼入室”;
  
  第五个痛苦是领导着一个只会谈论尼采哲学、动辄大喊大叫的董事会,活活吓跑了拎着几千万现金想来投资的养猪老板,痛失一笔庞大的资金;
  
  第六个痛苦是十分后悔将新东方上市,但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我们跟你回去是冲着你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的手脚比较灵活,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这一点我绝不撒谎。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
  
  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做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
  
  又过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
  
  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
  
  (俞敏洪/口述,摘编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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