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024-01-26 15:41:08 来源:第一新闻网 评论:0 点击:
当下文化界,最风靡的莫过于“二次元”。《原神》火爆全球,《鬼灭》《芙莉莲》持续破圈,可见这一全新领域在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不可估量的潜力。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已经提上了日程。面对这一巨大而迫切的宣传工作需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非要借力于“二次元”不可。
一听这话,有人要皱眉头:“动漫就是娱乐品,往里塞这塞那,有完没完?”“搞这个有啥用?不如全力发展实业。”“这不就是‘国漫振兴’吗?早干了许久,不见成功。”“日本是老牌动漫强国、做动漫的积年老师傅,这么干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哪能成?”
首先,动漫不只是娱乐品。美国的好莱坞,乍看就是个生产没内涵动作片的大厂房。可是近年来,大有人指出好莱坞对美式价值观无孔不入地宣传,并大多附有详实的例证。可见,一切哪怕带一丁点文化属性的娱乐品,都自带宣传品的功能,而且这两个属性并不冲突。而篇幅更长、情节更复杂、内容更广泛的动漫乃至“二次元”,其宣传品的属性也必然更强。当今许多老外读国产的“龙傲天”爽文上了瘾,不时地从网上找来许多,花大力气译过来读,可见这宣传作用之强烈。而这还只是没有人刻意去利用的情况,若有人刻意借“二次元”搞宣传,那效果简直要强到没边。这样一个宣传的好工具,早晚有人要用,我们不用,敌人——境外反华势力和国内的媚外主义者——就用去了。
有人还是怀疑搞二次元宣传的作用,以为没必要。可是我要说,搞宣传的不只是我们,敌人也在搞,在输出他们那一套英雄史观(一种认为历史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创造,否定广大人民群众价值的历史观念)、虚无主义(一种否定包括世界、历史、文明、人类、价值、文化、努力在内的一切,宣传消极绝望的哲学思想)的反动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攻势,不是枪炮可以打退的,不是只靠发展实业和经济可以抵御的。要粉碎这种攻势,唯有大量的针对性的强而有力的宣传。可是现阶段我们的宣传工作,尚有拙劣的所在。抗日的电视剧、抗美援朝的电影,这些年拍了许多,群众却觉得“不够味”,非要请出八一厂的老胶卷,“拜一拜祖师爷”,才能“神明自得”,才算过了瘾、安了神;红皮的册册,也几乎成了“党八股”军阀部队的大本营,上面密匝匝修了许多堡垒、立了许多山头,黑压压连成一片,死气沉沉,而叫清新活泼的文风与这文风的拥护者双双窒息。现在敌人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气势汹汹打进来,我们手无寸铁,又不抄起顺手的给他一下,只怕不能实现“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而要先一步实现“新时代特色亡国灭种”了。借二次元搞宣传,是宣传新航路的开辟,是让宣传不那么拙劣的捷径,不仅有必要,而且很紧迫。一切反对的声音,其本质是短视与畏难。
有人又认为国漫就是不能振兴,搞了多少年都没成,以为指望不上,于是绝了望:“整不出来,有啥辙?”可是,这世界是唯物主义的世界,咱们是唯物主义的人,国漫搞不成,只可能是路线问题。“二次元”起源于日本,在日本又很红火,它必然有许多合乎日本国情的地方。可是,中国和日本国情上有很大不同,某些地方合了日本的国情,就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许多搞动漫的不晓得这个道理,只看到了某个要素在日本的必然红火,没看到它在中国的必然衰败,只顾无差别地套用。要知道,鲁迅的“拿来主义”,也全然不是这样胡搞的。这样胡搞下来,便产生一系列披着“中国皮”的“日本故事”。它们不合国情,当然不好在中国振兴。若是哪天这样的东西振兴了,那绝不是国漫的振兴,而是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中心开花”,不是喜事,而是灾难、是浩劫。只有在创作中对日漫的“舶来品”按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仔细筛选取用,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中国、合乎中国国情、可以在中国振兴的新国漫与真国漫。
消极悲观的人们还不罢休,又说:“创造出来又怎样?斗得过日漫吗?现在可是市场经济!”诚然,日本搞动漫年月久、经验丰富。可是我们刚说过,日漫走的是合日本国情的路,而国漫要走合中国国情的路。赛道不同,怎么能分输赢呢?而根据现在的种种迹象,我们大可以假设,日漫在走一条邪路。当今的日漫,卖点塞满书名、窑子开在笔下是常态,就这样还赚不到钱。日漫的高端与低端市场都已经饱和,极为完善的动漫产业链也极端追求效率,不允许作者花很长时间去打磨作品。结果就是新人水平得不到锻炼,只能在最庸俗的题材上狂卷,最后身心俱疲,只能跑去见不得人的网站画见不得人的东西混口饭吃。而国漫虽然低端市场饱和,高端市场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时,中国人爱国心极强,虽然口口声声说国漫无望,可是但凡有一星点爱国心与民族自尊心的人,没有不希望国漫振兴的。只要国漫有了过硬的头部作品,马上要有许多国人一睹为快。这些人是日漫的绝对不牢固粉丝群体,也是国漫的绝对牢固粉丝群体,很好争取。这种情况下,只要作品本身过硬,再辅以强力的宣发,“破圈”难度不大。而国漫产业链不完善,也就允许作者更为自由地安排创作时间,从而尽心尽力地打磨作品。《雾山五行》已经证明,在无限的工期面前,任何技术的差距都会被抵消。日漫对国漫的技术优势,在国漫的工期优势面前荡然无存。除了技术优势,日漫几乎一无是处——日本政府得位不正,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更不可能讲明白所谓“主旋律”。他们的故事只能讲个人层面乱七八糟的情感,而不能进一步向家国乃至全人类升华。而中国政府得位最正,又有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天然地能讲好宏大的叙事。日漫的积弊,乃至整个二次元的积弊,根源在于宏大叙事的缺乏或畸形。而这种积弊,只有中国能克服。一句话,日漫在走邪路,其经验不会使之走向强大,只会将其引至穷途末路。而国漫正在走向正路,必将行稳致远。日漫绝对值大,却是负数;国漫绝对值小,却是正数。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以上这些,都还只是前景,总要有人去做才能实现。现阶段国内的“二次元”,一方面受着日本“二次元”残酷的剥削打压与国内粉丝的质疑,一方面又存在着现实的经济困难。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里,没有试错的机会,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方针,失败就是必然的。这也是许多有识之士振兴国漫的尝试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去做呢?
须知道,日漫的振兴,在于它合了未革命的日本的国情,那么国漫的振兴,也必须建立在它的合了革命的中国的国情上。革命的中国,它宣扬的主旋律是平等、客观、进取。由这三点放射出无数的分支来,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人民史观”——强调历史是广大人民的创造,不是某些英雄的独角戏。因此,要搞合乎于中国国情的新国漫与真国漫,不仅必须要大力宣传这人民史观,还必须要尽可能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配合这种宣传。而基于这种配合,新国漫与真国漫便要展现出许多区别于世界一切其他“二次元”的特点来。
首先一点,新国漫与真国漫的故事,要讲在当代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宣传的是当代的中国。宣传上的“四大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前三者都确乎发生在当代中国,而未见得发生在古代或外国。至于文化自信,革命年代的新文化虽然算来不过几十年,可是那是万千群众的文化,其广度和深度也必然被万千受众乘上了万千倍,比起帝王将相独享、五千年来垂垂暮老的封建文化,真可谓勃勃生机、万物竞发。须知道,中华文化的不被销蚀而复兴,不在于五千年的吃灰,而在于几十年革命的保护、改良。《毛选》里对当下时兴“人性论”“人类之爱”的批判,至今无人可驳,其极大的先进性与超前性更是可见一斑。由此可见,革命年代的先进文化是一座宝矿,不去挖就只看见石头山,若是挖开,怎么会不够用呢?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宣传的纲领,全是围绕着当代中国的。不讲当代中国的故事,就是跳脱了这宣传的背景,如同一个伐树工在站沙滩上挥动电锯——不仅伐不到树,也许还要锯了游客的木船——自然是搞不成这宣传的。
既然要讲当代中国的故事,就非了解当代中国的特点不可。当代中国的特点,是政府有着很强的力量、起着积极且很大的作用,同时又与人民高度结合——这点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也不同于任何外国。疫情时代过来的人,对此当有很深的体会。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不讲中国政府、不讲中国共产党,不多多大大地体现国家机关的积极作用,讲的就不是“中国故事”。许多漫画作者,以为加一两个中国地名、画两三个黑头发的人物,就算是凑够了数,算是讲上了“中国故事”,其实不然。读者看了他们的作品,首先是眉头皱起来,继而眉头平复了,而血压的折线图陡然皱巴起来——“这政府怎么搞人体实验?这政府怎么和恐怖组织交易?”再然后,读者的血压正常了,可心跳快了,兴许还要出点小汗——他们跑路了——“这里决然不是中国,老子是中国人,为嘛要在这是非之地久留?世界太乱了,还是中国最安全!”于是,漫画作者只好一个人嚎起来:“我是在振兴国漫呀!你们这帮人干的什么事啊?!”这就是这出国漫不振兴戏码的一点幕后花絮。要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就要彻底抛弃传统“二次元”的创作糟粕,不要把解决问题与危机的责任甩给什么子虚乌有的超能力者与超能力组织。这些人或组织,统统是美国、日本作者由于自家政府不管事而臆想出来逃避现实的思想载体,颇有一种“桃花源”意味。这样的创作手段,不合中国国情,咱们是不应当学的。当代的中国故事,解决危机的应该是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各阶级各职业的广大群众,是医生、工人、农民、司机、消防、警察、解放军、热心市民、基层党员。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各显神通,你唱罢来我登场,才能演成一出富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好戏,才能赢得国人的满堂喝彩,才算铲除了英雄史观的根与种,奠定了人民史观的土壤。当然,讲中国故事并非不允许架空。不架空,就是断绝了“二次元”创新的源泉。但是,这种架空要有度,既不能直接抹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也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现实一去万里。这样,才算是鲜明区别于讲“古代故事”“外国故事”或是“龙傲天”与“霸道总裁”这类不知道哪里来哪里去的“胡说八道故事”,才算是讲了当代的“中国故事”。
既然奠定了土壤,那就要全方位地培育“人民史观”,不放过每个细小处地浇水施肥,好令其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具体的方法,就是要说群众的语言、传群众的情感。
所谓“说群众的语言”,就是人物说话要在语体上尽可能地符合身份。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生活环境不同、见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也就各有特色。譬如一个打过仗的退伍老兵,说起话来就全然不能文绉绉的,有时候连用“我”自称都叫读者觉得不对味,非要用“老子”才显得真切。又譬如,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说话,要用比喻时,你非要拿乡野常见的东西去比喻不可。若是信手扯来一条数学公式去比喻,那就是大大的穿帮。要做到所谓“说群众的语言”,理论上非大量实地考察,不能登峰造极。然而,若只是限于“够用不穿帮”的范畴,就不需那样费力,哪怕只是用起心来仔细琢磨琢磨,也是可以八九不离十的。但是,这点的前提,就是对语体色彩的知识有一定了解,就拿自我称谓来说,粗放的有“俺”“老子”,文雅的有“鄙人”“敝人”。一个“我”字行天下,恐怕都要显得作者才疏学浅、态度敷衍。然而,现在的“二次元”普遍存在一个很坏的风气——创作者非但对于群众的语言不大力去使用、虚心去研究,反而在角色的台词上大开唱诗班,自己当起了总指挥。于是,他们笔下的角色自称起来,非但不考量上述称谓,反倒一度摒弃了“我”甚至是更文绉的“吾”,而唯“余”是尊,冷门得可以。自称之外,“总指挥”们笔下这些唱诗班的学员们更是尽显专业与勤勉——平日里说什么话,总不让意思直白地吐出来,非要让语句在嘴里绕上几圈迷宫,化作唱诗班祷告词式的语体,然后一口仙气似地,极轻柔地呵出来不可——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熟练了当日的唱功与祷词儿。可是,中国信基督的本来就极少,他们又不歌咏基督的教义,就更不招待见。最后粉丝们的待见终于到了尽头,开始大骂作者“谜语人”,于是那“唱诗班总指挥”跳起脚来:“噫!你们这些俗人不懂我!”——这时却不用“余”了,奇怪得很。须知道,靠“二次元”讲好当代“中国故事”,也就是国漫振兴,关键就是和日漫抢受众。而抢受众的关键,就是抓牢看“二次元”者的心理。看“二次元”的人,大多是生活压力大,精神上又缺乏寄托,急需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他们熟悉的“群众的语言”,就是他们精神上的方言。听着精神上的方言,就像是回了精神上的故乡,被精神上的老乡们环绕着,于是就有了代入感,有了精神上依依不舍的思乡情结。如此一来,这受众就算是抢过来了,或文雅点说——争取过来了。中国人多,看“二次元”的也多。搞“二次元”的更要发扬这个优势,放低姿态,竭力去争取受众。那些“谜语人”创作者们,鄙薄群众的语言,虽开了无数的唱诗班,倒可以据此自封一个“唱诗班合众国大统领”或者“八十万唱诗班总教头”,可是其实不过是给想要精神故乡粉丝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神外地”。看他们的作品,粉丝们累了一天的精神,几乎是从一个“外地”到下一个“外地”——还不如少跑这几步腿呢!
然而,争取受众、塑造代入感,只靠“说群众的语言”是绝对不够的。不然,就成了只让他们听《报菜名》,而不许他们开动碗筷。要想把功夫落到实处,还要做到“传群众的情感”。而这点,现阶段的“二次元”是有不足的。一对超能力男女,为了追求爱情(或者用个更日本化的说法——彼此的羁绊),跨越世界,突破重重阻挠,最后把世界折腾到几乎灭亡——这样的叙事,日本动漫里不仅存在,而且很普遍。很不幸地,这叙事的花招,为某些国漫界的“仁人志士”习得了真传。且不说这套在本就讳谈男女之爱的中国是否通行得开,就是在民风开放的欧洲,视公序良俗和人类福祉于不顾、如此夸张地当“爱情苦行僧”者,也是全然没有的。可是,在这群作者眼里,这却是极正常的、极值得去写的。在他们眼里,仿佛天地之间爱情至大,而绝没有其他情感的容身之地。等到男女之爱写得厌了,他们还要去写男男之爱、女女之爱,不然就无情可写。他们的妙笔只能生爱情的花,过了花期就只好四处搬弄,好不叫它在一处冻得枯萎。这,就是英雄史观创作的顽疾。一个常识,人与人之间要有感情,首先要发生关联;而人与人之间要发生关联,首先要有客观的需求。得是我要从你这里图些东西——或是物质、或是助力、或是开导、或是对责任心的补偿,我才认识你、和你交往,才有了发生感情的可能。可是英雄史观讲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一个好汉包打天下,绝无求人或用人的余地,于是对物质和助力的需求就无从谈起;“包打天下”又带来了唯心式的胜利,也就是心想事成,如此便没有求而不得的烦恼,也自然无需开导;同时,个人英雄主义的逻辑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也就不发生责任与责任心,谈何补偿呢?于是,世间的感情,便被这英雄史观的框架否定了十之八九。然而,男人不能生孩子,女人没有男人不能生孩子,这是铁打的事实,是英雄史观唯一所不能抹杀的。于是,心想事成的英雄史观只好在真理面前妥协,而让爱情成了英雄史观下唯一合法的情感。可是,爱情的存在底层逻辑是为了生物的繁殖,说白了就是一种生理的机能,不带有多么崇高的属性,即使后天被赋予了许多高尚的内涵,不引入其他的情感也解释不通。于是,英雄史观下的情感,就不可避免地单一化、庸俗化。
而人民史观则不然。人民史观讲究的是各司其职、集中力量办大事。既然“各司其职”“集中力量”,就不可避免地要求人:我出钱,你出枪,这是物质上的需求与关联;我会这个干这个,你会那个干那个,这是助力上的需求与关联;我思想觉悟差,你给我答疑解惑,这是开导上的需求与关联;我为组织办事,感觉过得充实,这是责任心补偿上的需求与关联。于是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广泛、深入、频繁、持久的需求与关联,也就必然诞生极为丰富的情感。亲人出于责任心与互相的需要一同生活,于是发生了亲情;老师怀着责任心教育学生,于是发生了师生情;同事互帮互助,于是发生了同事情;战士们为了更加高效与安全地杀敌,结合成战斗小组,长期生死与共,于是发生了战友情;同一阶级的人利害一致,报团取暖,于是发生了阶级情谊;理想主义者们聚集在一起,以便更高效、稳妥、系统化地推进伟大的事业,于是发生了革命友谊……建立在这样的底层逻辑上,人民史观创作的情感也必然是极大丰富的。而由于其极大丰富,也就失去了胡编乱造去凑数的需要。于是,人民史观的情感,或者说“群众的情感”,就不仅丰富,而且自然得很。此外,由于这些情感都源于对办成一个人办不成的大事的需求,所以天然地带有宏大性。可以说,人民史观的情感,不仅丰富、自然,而且天然地显得伟大、崇高。把许多这样的情感挖透了、讲好了,就算是传了群众的情感,搞了人民史观的创作。
到了这里,也就可以回答一个前面早就埋下的问题——人民史观,是人越多越好吗?我认为不是的。人民史观与英雄史观,同样是可以有许多人的,不同是英雄史观的人大多当了陪衬,人民史观的人全都上了舞台。那么,在创作中是怎么体现这点的呢?是人物的着墨多少。英雄史观的创作,死了个重要角色,大家哭得稀里哗啦。死了个龙套呢?大概是要略带轻蔑与嘲弄的眼神,故作惊奇道:“啊呀!他死了!”人民史观的创作是坚决不许这样的——大家都是人,那个谁的命是命,又那个谁的命,就不是命了?人民史观的核心,在于尽可能让角色接近有血有肉的凡人,而不是臆想出来的怪人。于是最需要的,就不是人物的极大丰富,而是情感的极大丰富。塑造人物需要篇幅、需要笔墨。一味增加人物,只会大量消耗与分散本就有限的篇幅和作者的精力,最后不是谁也塑造得呆板、不真切,就是只能叫主角和几个核心人物像个活人。看似女娲一样造了许多人,其实只是学了鲁班,削了一大堆木偶人。这样的作品,也就只能沦为英雄史观的广告,而不能成为人民史观的宣传品。
由此可见,搞人民史观的创作,不是那样容易的。英雄史观是杂草,春风吹又生,不是铲去了土壤,它便不长了。须知道,墙根根久不打理,也是要冒一两尖绿出来的。于是,也可以说,搞人民史观创作的过程,就是在创作中全方位抵制英雄史观的过程。而贯穿这个抵制过程的手段,就是“袪魅”——主角方的无限袪魅与反派方的有限袪魅。
先说主角方的袪魅。主角方,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代表的是进步的与先进的,有着行为的正义性与胜利的必然性。于是,他们的一切,从设定到行动,都要带有先进性与进步性。那么,当代中国,什么带表先进与进步?人民史观、存在主义(一种肯定人的意义、努力的意义的哲学思想,虚无主义的反义词)、广大劳动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先进分子。于是,对主角身上落后、反动要素的祛除,就要做得特别地彻底,而使之无限接近于先进与进步的代名词。体现在袪魅上,就是要做到无限的袪魅。一切的血统(是指“使人生而不同”的血统,如《进击的巨人》中的阿克曼血统,一家人世世代代从事一个行业,但是他们都是普通人这种不包括在内,不要混为一谈)、命运、超能力、“升级系统”等一切会让人物与广大群众发生本质差异的要素,统统不应该在主角身上见到影子。此外,“主角本是凡人,突然觉醒异能”这种,也是不被允许的。这种操作,无异于农民起义的领袖自己当了皇帝,自动站在了落后与反动的一面上。“农民皇帝”没让中华人民走出封建压迫,半路升仙的主角也绝不可能让国漫跳脱英雄史观的叙事陷阱。
再说反派方的袪魅。与主角方的袪魅不同,反派方的袪魅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反派方是作者批判的对象,代表的是落后的与反动的,有着行为的非正义性与失败的必然性。于是,他们的一切,从设定到行动,总要带着不少落后性与反动性以供批判。那么,当代中国,什么代表落后与反动?英雄史观、虚无主义、少数剥削阶级、被神化的枭雄。于是,与主角方不同,血统、超能力这些都是可以有的,因为它们是即将被主角方所推翻打倒的。但是,有一类事物还是要坚决袪魅的,那就是机制性的超能力。什么是机制性的超能力?就是反派天然地对主角方中的一部分人具有大优势,而对主角方中的另一部分人处于大劣势,而这种优势和劣势是任何努力无法弥补的,这方面的代表有《咒术回战》的真人。机制性的超能力,规定了某个反派只能被某个主角击败,就是变相地给了某个主角以异能,使其被赋予了脱离群众的特性。对这类超能力的袪魅,说是“反派方的有限袪魅”,其实也算是主角方无限袪魅的一种延伸。
到此,人民史观创作的来龙去脉,大体上讲清楚了。然而,人民史观毕竟不是当代“中国故事”的全部,还有许多细枝末节的地方,是人民史观没有怎么涉及,而又与人民史观创作的实践藕断丝连、息息相关的。如果不讲这些,人民史观的创作实践,就要受到阻碍。
首要的就是女权问题,即在新国漫与真国漫中,女性应当以一个怎样的形象登台露脸。这点看似与人民史观毫不相干,其实不然。人民史观是要全体人民群众参与历史,而占全体人民群众半数左右的妇女如何参与历史,就更是个关键问题。b站一个叫TomCat团座的up主,在讲评老电影《地雷战》时,就对此发表过我以为十分中肯的言论,我在此援引一番:“一部电影中,女性是居于被拯救、被恩赐的地位,还是能顶半边天的地位,就决定了一部电影的进步程度。”这个观点不局限于电影,而是可以推广到一切创作。电影中的女主玉兰面对心上人赵虎送来的缴获来的钢枪时,没有欣然接纳,而是说:“你能得,我也能得。”这样独立、健康、要强、刚烈的精气神,就是革命年代女性的本色,也是一切时代女性的标杆。新国漫与真国漫的女性,一切的塑造也要往这个方向靠拢。日本“二次元”时兴的“萌文化”“废宅文化”“卖肉文化”,本质是对于女性在肉体与精神双重层面上极大极深的剥削,是未革命的日本所走的邪路。革命了的中国所要走的正路,全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正路上,女性也要同男性一样,强健有力地战天斗地,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武旦或刀马旦,舞枪弄棒、威震四方,而不是花旦,只会踱着金莲碎步嗯嗯呀呀。
接着就是立场问题。有人就说了:“你那么竭力地宣传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好,可是党内也有贪污腐败,社会上也有种种积弊,这些要不要讲呢?”依我看,还是不要的好。固然,你看到了贪污腐败的多,可是你为什么看到的多?未必是因为它真的多,而是见到一个就抓一个,见到一起就报道一起。这非但不是坏兆头,反而是我党钢铁手腕执行神速的铁证。在美国,花钱买官是人尽皆知的秘密,可是被抓的为人所知的就极少。只有在政客们互相攻讦时,这些罪证才要被摞老高,以增添些法庭的威严气派。进一步想,即使讲了,那些贪污犯、腐败犯就会一下子被吓坏而收手吗?不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他们还要继续干下去,直到被抓。那么,讲这些有什么作用呢?当然是有许多的:它叫热血青年们心碎绝望,然后纷纷加入贪污腐败的队伍里;它大大发扬了六七十年代之遗风,把当今成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顿打砸,而又建立不起新的更好的制度;它给了一切反华势力以口实和精神上大大的鼓舞,叫他们百倍狂热地从事反动的本职工作。这些作用不要也罢,若是要了,就是连老命也要了。我们是纯粹的宣传者,就是要搞好宣传,宣传有利的以团结群众,而不是宣传不利的以分化群众。团结了才能办大事,分化了不但什么也办不成,还要任人宰割。
以上就是我的全套理论。这套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电影(如一系列老革命电影、《特级英雄黄继光》)、电视剧(《大决战》《功勋》)、戏剧(一系列样板戏)等诸多文艺领域的实践均取得瞩目成就后,嫁接到“二次元”的,其先进性是无需质疑的。然而,有先进的理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得好。若是仗着自己有了先进的理论,画工与分镜的研究就统统搁置不搞了,于是画成了一坨,群众是无论如何也不买账的,任凭理论多先进也救不回。又或者是一时骄傲,创作的内容背离了这理论,拐到英雄史观与反动阶级文化的路上去,最后救不回了,那就更不是理论的问题。至于不用这理论,而作品依旧很好,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这样的作品,不百分百地符合讲当代“中国故事”的需要,终究带有落后的尾巴,不仅不能为国漫之代表,还要不断地被人挑出问题来。
到了这时候,还是有胡搅蛮缠的人站出来:“你这是在文化上一家独大,是复辟六七十年代的错误路线,其心可诛!”可是,当今的文化界,充满的是什么?是古代故事、外国故事、“胡说八道故事”,一言以蔽之,“非当代中国的故事”。人们爱看吗?不见得。人民群众不爱看,可这“非当代中国的故事”偏偏又如此之多,一心靠着数量取胜,这不是一家独大是什么?六七十年代的错误路线,其实是粗糙拙劣、脱离群众的宣传。这样的宣传,只说要去做,而做了如何、不做如何、如何去做,却只字不提。搞这样宣传的人,以为刷上了标语、打上了横幅就是宣传完毕,可是刷标语也要刷完,打横幅也要全展开呀!新时代的新国漫与真国漫,就是要搞深入人心的宣传,打通这国家文化上的经络,让新鲜的革命活力,上通脑干——党,下达四肢——人民群众。它不是要一家独大,而是要促成百家争鸣;不是要复辟过去的错误路线,而是要涤荡过去错误的余毒,而吹起一股清朗的风气。那位自说自话的同志,想必是受了形式主义不浅的毒害,玩起了文字的游戏。您还是坐回去吧!以免站得太久麻了腰,还要被形式主义诱导,多费口舌雄辩自己“腰杆子又硬又直”哩!(作者: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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