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银行卡内幕揭秘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无人问津
2012-05-25 18:18:3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夏心愉谢雪琳聂伟柱
以他人名义办出银行卡，甚至是信用卡，这看起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只是小菜一碟。
“我不是‘卡贩子’，也不是‘盗卡犯’，我是正宗的银行卡代办商。”昨日，一名从事代人办理银行卡业务的陈某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如此宣称，而其公司在网站上自称为一家“融资担保公司”。
原来，买卖他人名下银行卡的“行业”，已经形成如此的“行业细分”；而进一步的调查则揭示了，这个黑色“行业”得以滋生的前提，是银行卡这一业务类型在技术和管理上存在的种种漏洞。
卖借记卡成“外快”
本报昨日头版《谁办了你的银行卡》一文，描述了第一财经记者在淘宝网(微博)上买到他人名下银行卡及网银移动证书的过程，这些卡和证书的来源，很可能就是陈某说的“卡贩子”。
陈某称，“业内”所说的“卡贩子”，指的是买进闲置银行卡再转卖出去的“商家”。这批人专门从贪图小利者那里低价收购闲置借记卡，然后高价卖给“别有用心者”。
本报记者在网上搜索“收购借记卡”，发现相当数量的网页，其收购报价一般为：普通借记卡50~100元一张，带口令卡的100~200元，带移动证书的则达到200元以上。“长期收购，越多越好，现金付账，绝不拖欠。”一家收卡网站如此宣称。
本报记者通过上述网站预留QQ号联系了一名业务员，该业务员表示，他们最欢迎四大行和招行的银行卡，如果是没有任何交易记录的新开卡，还可以每张额外多付20元。
“你去建行办一张卡只要5元，网银是免费开通的，卖给我们可得200元。”该业务员试图说服记者：“你一天办10张卡，收入就有2000元。”
当记者问及卡被收购后是否会用于不法之途，该业务员称不用担心，并表示很多客户买空卡，是为了送礼。在记者反复追问之下，他又透露了另两种用途：有的企业在收款时，要求付款方将款打入他人名下的银行卡，可以逃税；有的网店商家则用他人名下银行卡开设若干账户，互相买卖，炒作信用。
虽然上述业务员反复安慰记者，称出让借记卡不会给本人带来任何麻烦，但某银行的银行卡部门人士昨日对本报证实，被不法收购的银行卡还可能涉嫌地下钱庄洗钱，甚至被绑匪用来收取赎金，作案人试图以他人银行卡逃避刑侦，而名义持卡人则可能因此涉案。
肉眼比对银行不识他人身份证
但上述“卡贩子”在陈某看来颇不入流，他对自己“正宗的银行卡代办商”这一身份很有些得意。
所谓“正宗的代办”，就是不搞收购，而是根据客户需要，直接从银行办出他人名下的有效银行卡。
是用假身份证？记者试探地提到坊间传言。但陈某认为这种说法“很无知”。
“现在用的是二代身份证的，办卡银行和公安系统联网，你用假身份证去开户试试看，银行马上报警。”陈某显得很有经验，“银行就看两点：一是真身份证，二是本人亲办”。
收集真身份证，陈某表示自“有渠道”；但“本人亲办”这一条，又如何做到瞒天过海，办卡时银行不是要比对本人身份的吗？
“这种比对，完全靠眼睛看。”陈某说，“很多人，即使是身份证照片，同本人都不是很相像。”
根据他的经验，只要性别正确，年龄相仿，外貌并非天差地别，持他人身份证办卡就有可能不被识破。
陈某强调，通过他代办的银行卡，张张全新，没有记录，不仅可以正常使用，在处理一些特殊资金时也没有后顾之忧。
对于“卡贩子”和“代办商”，银行方面似乎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就昨日报道中记者网购得到建行借记卡及网银移动证书一事，本报致电建设银行(4.48,-0.01,-0.22%)公关部人士。该人士表示，建行已经注意到上述报道，并已联系事发地分支机构了解情况，待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告知本报。但截至昨晚发稿时，本报并未得到建行进一步的告知。
磁条卡极易克隆
那么，本报昨日报道的武汉王爱芬信用卡被“克隆”并遭盗刷68万元一事，不法分子又是怎么操作的呢？这就是陈某所说的“盗卡”。
其中的关键在于，磁条卡很容易就能够“克隆”，只要通过读卡器读出磁条信息，再通过复制器写入空白磁条，就可以“克隆”一张银行卡。
厦门某磁条复制器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银行卡磁条有三轨信息，其中第二轨是卡号。只要将这三轨信息通过电脑软件写到空白卡上，就可以复制一张信息完全相同的卡。不过银行卡密码要靠“偷看”或“偷拍”的办法另外取得。
“盗卡”不仅适用于借记卡，还适用于信用卡。一旦成功盗取密码，或者卡片未设密码，盗卡者就可以盗用卡内资金或信用额度。
作为克隆卡原料的空白卡也极易获得。陈某称，网上有很多商家，低价出售出自卡片厂的空白卡或已经销户的废卡，其磁条上没有信息；这种卡的批发成本“不过几毛钱”。
实际上，磁条卡的安全痼疾早已为银行界所熟知。一位国有大行山东分行人士告诉本报，磁条卡保密性差，确实很容易被复制。目前央行正在推动的从磁条卡转金融IC卡的工作，目的之一就是提高银行卡的安全性。
相比于磁条卡，金融IC卡的信息容量要大得多。“如果说，磁条卡储存的是文字的话，金融IC卡就可以储存照片。二者存储信息量，不是一个量级。金融IC卡的芯片相当于一个微型电脑，保密性较强。”上述国有大行人士称。
事实上，金融IC卡在我国存在已有多年，但迟迟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是成本较高。
“一张普通的磁条卡成本只有几块钱，而一张金融IC卡的成本要十几块钱。”一名金融IC卡芯片厂商人士对本报表示，除了卡片成本，银行更大的成本是对ATM等终端进行改造，以及宣传推广费用等。
但亦有银行人士称，当年在推磁条卡之初，成本也较高，但一旦成规模之后，卡片的成本也会适当地降下来。如果金融IC卡能大规模生产，成本必然也随之下降。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无人问津
以他人名义办卡和盗用他人银行卡的行为，还涉及个人信息盗用，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个大环境和系统安全仍然十分脆弱。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将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纳入了刑事范围，犯罪者最重面临七年有期徒刑和罚款。但自2009年以来个人信息盗卖、泄露的情况依然远未杜绝。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对本报评论称，在个人信息泄露方面，刑法制裁只是最后防线，现实中的薄弱环节是事前和事中管理，而相关的立法目前却没有进展。
早在2005年，周汉华负责的课题组就已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但由于国务院信息办2008年被撤销等原因，《个人信息保护法》至今仍未出台。
结合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周汉华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在几个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二是要严格规范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行为，要明确规定哪些部门或机构有权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有权采集哪些信息，用于什么目的，能否与第三方共享，采集之后有哪些保护义务等。
“目前缺少推动主体，没有明显的立法动作。”周汉华说，“当年的人都干别的事去了，领导也去了别的部门，只有学者、媒体和个别的官员在呼吁此事。”
以他人名义办出银行卡，甚至是信用卡，这看起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只是小菜一碟。
“我不是‘卡贩子’，也不是‘盗卡犯’，我是正宗的银行卡代办商。”昨日，一名从事代人办理银行卡业务的陈某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如此宣称，而其公司在网站上自称为一家“融资担保公司”。
原来，买卖他人名下银行卡的“行业”，已经形成如此的“行业细分”；而进一步的调查则揭示了，这个黑色“行业”得以滋生的前提，是银行卡这一业务类型在技术和管理上存在的种种漏洞。
卖借记卡成“外快”
本报昨日头版《谁办了你的银行卡》一文，描述了第一财经记者在淘宝网(微博)上买到他人名下银行卡及网银移动证书的过程，这些卡和证书的来源，很可能就是陈某说的“卡贩子”。
陈某称，“业内”所说的“卡贩子”，指的是买进闲置银行卡再转卖出去的“商家”。这批人专门从贪图小利者那里低价收购闲置借记卡，然后高价卖给“别有用心者”。
本报记者在网上搜索“收购借记卡”，发现相当数量的网页，其收购报价一般为：普通借记卡50~100元一张，带口令卡的100~200元，带移动证书的则达到200元以上。“长期收购，越多越好，现金付账，绝不拖欠。”一家收卡网站如此宣称。
本报记者通过上述网站预留QQ号联系了一名业务员，该业务员表示，他们最欢迎四大行和招行的银行卡，如果是没有任何交易记录的新开卡，还可以每张额外多付20元。
“你去建行办一张卡只要5元，网银是免费开通的，卖给我们可得200元。”该业务员试图说服记者：“你一天办10张卡，收入就有2000元。”
当记者问及卡被收购后是否会用于不法之途，该业务员称不用担心，并表示很多客户买空卡，是为了送礼。在记者反复追问之下，他又透露了另两种用途：有的企业在收款时，要求付款方将款打入他人名下的银行卡，可以逃税；有的网店商家则用他人名下银行卡开设若干账户，互相买卖，炒作信用。
虽然上述业务员反复安慰记者，称出让借记卡不会给本人带来任何麻烦，但某银行的银行卡部门人士昨日对本报证实，被不法收购的银行卡还可能涉嫌地下钱庄洗钱，甚至被绑匪用来收取赎金，作案人试图以他人银行卡逃避刑侦，而名义持卡人则可能因此涉案。
肉眼比对银行不识他人身份证
但上述“卡贩子”在陈某看来颇不入流，他对自己“正宗的银行卡代办商”这一身份很有些得意。
所谓“正宗的代办”，就是不搞收购，而是根据客户需要，直接从银行办出他人名下的有效银行卡。
是用假身份证？记者试探地提到坊间传言。但陈某认为这种说法“很无知”。
“现在用的是二代身份证的，办卡银行和公安系统联网，你用假身份证去开户试试看，银行马上报警。”陈某显得很有经验，“银行就看两点：一是真身份证，二是本人亲办”。
收集真身份证，陈某表示自“有渠道”；但“本人亲办”这一条，又如何做到瞒天过海，办卡时银行不是要比对本人身份的吗？
“这种比对，完全靠眼睛看。”陈某说，“很多人，即使是身份证照片，同本人都不是很相像。”
根据他的经验，只要性别正确，年龄相仿，外貌并非天差地别，持他人身份证办卡就有可能不被识破。
陈某强调，通过他代办的银行卡，张张全新，没有记录，不仅可以正常使用，在处理一些特殊资金时也没有后顾之忧。
对于“卡贩子”和“代办商”，银行方面似乎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就昨日报道中记者网购得到建行借记卡及网银移动证书一事，本报致电建设银行(4.48,-0.01,-0.22%)公关部人士。该人士表示，建行已经注意到上述报道，并已联系事发地分支机构了解情况，待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告知本报。但截至昨晚发稿时，本报并未得到建行进一步的告知。
磁条卡极易克隆
那么，本报昨日报道的武汉王爱芬信用卡被“克隆”并遭盗刷68万元一事，不法分子又是怎么操作的呢？这就是陈某所说的“盗卡”。
其中的关键在于，磁条卡很容易就能够“克隆”，只要通过读卡器读出磁条信息，再通过复制器写入空白磁条，就可以“克隆”一张银行卡。
厦门某磁条复制器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银行卡磁条有三轨信息，其中第二轨是卡号。只要将这三轨信息通过电脑软件写到空白卡上，就可以复制一张信息完全相同的卡。不过银行卡密码要靠“偷看”或“偷拍”的办法另外取得。
“盗卡”不仅适用于借记卡，还适用于信用卡。一旦成功盗取密码，或者卡片未设密码，盗卡者就可以盗用卡内资金或信用额度。
作为克隆卡原料的空白卡也极易获得。陈某称，网上有很多商家，低价出售出自卡片厂的空白卡或已经销户的废卡，其磁条上没有信息；这种卡的批发成本“不过几毛钱”。
实际上，磁条卡的安全痼疾早已为银行界所熟知。一位国有大行山东分行人士告诉本报，磁条卡保密性差，确实很容易被复制。目前央行正在推动的从磁条卡转金融IC卡的工作，目的之一就是提高银行卡的安全性。
相比于磁条卡，金融IC卡的信息容量要大得多。“如果说，磁条卡储存的是文字的话，金融IC卡就可以储存照片。二者存储信息量，不是一个量级。金融IC卡的芯片相当于一个微型电脑，保密性较强。”上述国有大行人士称。
事实上，金融IC卡在我国存在已有多年，但迟迟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是成本较高。
“一张普通的磁条卡成本只有几块钱，而一张金融IC卡的成本要十几块钱。”一名金融IC卡芯片厂商人士对本报表示，除了卡片成本，银行更大的成本是对ATM等终端进行改造，以及宣传推广费用等。
但亦有银行人士称，当年在推磁条卡之初，成本也较高，但一旦成规模之后，卡片的成本也会适当地降下来。如果金融IC卡能大规模生产，成本必然也随之下降。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无人问津
以他人名义办卡和盗用他人银行卡的行为，还涉及个人信息盗用，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个大环境和系统安全仍然十分脆弱。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将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纳入了刑事范围，犯罪者最重面临七年有期徒刑和罚款。但自2009年以来个人信息盗卖、泄露的情况依然远未杜绝。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对本报评论称，在个人信息泄露方面，刑法制裁只是最后防线，现实中的薄弱环节是事前和事中管理，而相关的立法目前却没有进展。
早在2005年，周汉华负责的课题组就已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但由于国务院信息办2008年被撤销等原因，《个人信息保护法》至今仍未出台。
结合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经验，周汉华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在几个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二是要严格规范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行为，要明确规定哪些部门或机构有权采集公民个人信息，有权采集哪些信息，用于什么目的，能否与第三方共享，采集之后有哪些保护义务等。
“目前缺少推动主体，没有明显的立法动作。”周汉华说，“当年的人都干别的事去了，领导也去了别的部门，只有学者、媒体和个别的官员在呼吁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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