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紫金矿业溃坝1.8万灾民获赔2.45亿
2012-10-29 15:05:32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历时两年有余，信宜紫金矿难民事索赔系列案终于得到了“一揽子”调解，10月18日，1.8万多名灾民全部足额拿到了赔偿款。
这是我国灾难性事件引发大规模纠纷进入司法途径的首个案例，具有标本意义。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案子调解得非常漂亮，省委、省政府十分满意。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也批示说，“9·21”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为今后类似案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溃坝之痛
在两年前的那场溃坝事件中，一共有22名村民死亡，涉及灾民2万多人，企业30多家
10月17日，信宜市钱排镇达垌村，法官张银清一路走来，不断地跟灾民打着招呼，自从发生溃坝事件以来，张银清大部分的时间和灾民在一块。
“补偿款最迟这个星期就到。”灾民李文荣家的小洋楼初具规模，拿到赔偿款就该内部装修了，张银清好像对自己家一样介绍着，“这是法院对口援助的22户灾民之一”。
记者抬眼一望，大厅墙上三幅黑白肖像照片十分扎眼。在两年前的那场溃坝事件中，李文荣的妻子、女儿和外孙不幸遇难。
2010年9月21日，受台风“凡亚比”影响，信宜暴雨如注，猛烈程度超过200年一遇。信宜紫金矿业(3.83,0.01,0.26%)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宜紫金公司)位于钱排镇的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位于大坝下方的达垌村瞬间被吞噬，5名村民遇难。
更为严重的是，洪水沿着钱排河飞泻而下，冲到下游的石花地水电站。根据事后调查，石花地水电站擅自加高了坝体，导致其拦河坝再次溃坝，洪水裹挟着泥石直冲向双合村，致使双合村17名村民死亡。
事后统计，在事故中一共有22名村民死亡，房屋全倒户532户，受损户815户，涉及灾民2万多人，企业30多家。
索赔之争
责任确定后，如何索赔引起争议。确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是信宜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的慎重决定
蜿蜒的钱排河两岸，昔日稻田错落有致，绿树连片成荫的景象一夜消失不复返。省委、省政府组成专家组形成的调查报告认为，超设计标准强降雨是该起溃坝事故发生的诱因，排水井施工过程中擅自抬高进水口标高、矿山企业尾矿库运行管理不规范，是导致洪水漫顶、尾矿库溃坝的直接原因。调查认定，信宜紫金矿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责任确定后，如何索赔引起争议。“确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的慎重决定。”
中共信宜市委副书记张火炎告诉记者。
2010年10月9日，信宜市政府一纸诉状将信宜紫金公司和信宜市宝源矿业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950万元。
法院连夜赶赴福建厦门、龙岩等地查封了信宜紫金公司有关的账户、冻结机器设备和厂房等。
在灾情发生后，茂名市、信宜市两级政府聘请了30多名律师组成律师团，前往灾区挨家挨户进行财产损失的证据固定工作，第三方物价评估中心等鉴定机构及时对有关的损失进行了鉴定。
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后，紫金集团宣布向灾区捐赠5000万元，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和复产重建。临危受命担任钱排镇党委书记的梁志毅说，捐款暂时解决了部分灾民生活和重建的“燃眉”问题，但是巨额的财产损失如何索赔，成为了摆在灾民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紫金矿业是国内企业巨头，而信宜市作为茂名下辖的县级市，协调优势并不明显。
溃坝造成钱排镇满目疮痍
立案之多
8个工作组同时开工，当地旅馆全部爆满。截至2011年3月份，法院先后对2502件案件进行了立案
2010年11月23日，数百名灾民涌向了信宜市政府，他们希望要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没有，他们要走法律途径。
“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规模纠纷由人民法院来解决并不现实，也没有先例。”信宜市法院院长梁旭有说，“受理了这批案件，那么所有的压力都将转移到法院身上。但法院不能拒绝裁判。”
钱排镇距离信宜市区大约50多公里，沿途山路崎岖，村民起诉非常不方便。为了不影响灾后重建，法院决定全部实行上门立案。梁旭有带领10名法官组成4个工作组，进驻到钱排灾区8个村委会118个自然村。
“法院5台面包车把复印机、打印机和电脑搬来我们镇政府，市委也派了2台中巴。”梁志毅介绍，加上政府和律师团，那时共有8个工作组同时开工，当地旅馆全部爆满。截至2011年3月份，法院先后对2502件案件进行了立案。
立案后，法院第一时间从全院抽调了15名法官和10名专职书记员组成专案组开展工作，在外围进行辅助的干警多达70余名。
“我在法院干了27年，非常佩服信宜法院受理这批案件的勇气。”紫金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陈亮金并不看好纠纷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他曾经担任福建省上杭县法院副院长。
的确，案件甚至连诉讼主体的确定都十分困难。
首先是被告的不断增加，原告律师团先是把紫金集团追加为本案被告，试图进行法人人格否定。紧接着，被告又先后申请追加了涉案尾矿库和水电站等的设计、施工、监理和管理等单位，最多时被告达28名。
事实上，原告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原告律师团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起诉，而法院审查则认为，应当将全部原告都追加进来。这意味着，1.8万灾民要重新收集证据。
“每增加一个当事人，工作量都要几十倍的增长。但程序一旦有瑕疵，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法院先后组织20位法官深入灾区和钱排镇，与政府一起，用一个月的时间硬是把所有的原告都追加齐了。
“那时候的诉讼材料计算单位都是以吨计，每次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专案组审判长、该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黄培海说道。
庭审之长
证据材料将近10吨，开庭的时间合计长达84天，时间跨度从2011年7月11日到今年4月19日
“2500多件案件，怎么开庭？如果一件一件开，恐怕三年也开不完。”原告律师团成员李静说道，“庭审考验着法院和法官的智慧。”
证据材料将近10吨，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要在法庭上一份一份地出示和质证显然不现实。“能否将证据进行归类，先由各方当事人提出书面的质证意见，然后法院再将这些意见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交换，并再次质证、辩论。”梁旭有认为，做好证据的庭前交换和质证工作是打赢这场审判的关键一步。
为了顺利进行庭审，法院采取了“分批审理、集中庭审、集中举证、个案结合”的方式。按照先人身后财产的审理原则，结合法律关系的相似程度，全部的案件分为三类：第一批是地处尾矿库下方的达垌村5名死者的5件案件；第二批是加入石花地水电站因素的，涉及双合村17名死者的15件案件；剩下的则是，有关公共财产和灾民个人财产损失的部分，合计2477件。
“所有批次的案件都进行合并审理，庭审先对通用证据进行评议，然后再对个案不同的证据分别进行质证。”担任审判长的黄培海介绍。
三批案件开庭的时间合计长达84天，时间跨度从2011年7月11日到今年4月19日。双方都聘请了超强的律师阵容，多达60多名，可以容纳200多人的法庭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尤其是第三批2477件案件，涉及灾民很多，法院每天把需要开庭的灾民名单发给钱排镇政府，由政府组织灾民前往。
“整个庭审冗长、艰辛，尽管法官、律师、当事人都很疲惫，但都很坚持和配合。”梁旭有介绍，庭审交锋更为激烈。原告律师常常站在灾民立场，指责被告方面不负责任。
紫金集团对调查结论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符合诉讼法上鉴定结论的要求，并提出不可抗力以及石花地水电站等介入因素的过错问题以及诉讼请求中存在数据不实等问题。为了证明主张，紫金集团前后向法庭递交了多份专家意见书，涵盖了是否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溃坝事件的责任分担、调查报告的性质等全部庭审焦点，论证结果与原告主张针锋相对。这些专家名单里包括了江平、王家福、高铭瑄、陈兴良等当今赫赫有名的法学家。
紫金矿难民事案庭审现场
僵局之破
不调解，案件就没有出路。“一揽子”调解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推动了各方走向谈判台
案件一旦进入诉讼，因程序而耗费的时间就是横置在各方前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2011年7月的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先后追加当事人、提起级别管辖权异议，导致庭审一再拖延。
2011年9月21日是事故发生的一周年，庭审却没有任何进展，不安的情绪一直在灾民中蔓延。信宜市委书记黄玉华与梁旭有连夜进驻到了重灾区。他们每天都开4个大会，分别跟村干部、党员代表、灾民代表等座谈，解释法律问题，嗓子都说哑了。
“谁也拖不起，谁也不愿往前迈一步。”从第一次庭审开始，信宜紫金公司总经理陈小宁就亲自参加庭审，他代表信宜紫金提出了要求调解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告方并不情愿，他们希望由法院来判决。专案组达成了共识：先把案件的事实全部查清了，诉求摊开了，再来调解。
果然，第一批和第二批涉及22名死者的案件很快得到了调解。“人都没有了，再争论谁的责任没有意义。”紫金集团拿出了很大诚意，按照诉讼请求全部足额赔偿。
最大的争议也是全案最难的地方，是第三批2477件财产案件的赔偿问题。双方的谈判缺乏一个统一的基数，案件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调解的难度还在于，紫金集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其每一个决策都必须经过股东会的同意，每一次让步都必须经过事先的授权。
“我们一直希望是一揽子来调解，让我们企业一个个去直接面对灾民不现实，”陈小宁说。“那么多灾民，即便是选举出灾民代表，也无法直接和企业对话，只能由政府出面来代表灾民统一谈，”专案组认为，必须说服党委政府出面。
“不调解，案件就没有出路。”梁旭有说，为了取得支持，信宜市法院逐级上报广东省高院，向省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汇报了“一揽子”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推动了各方走向谈判台。
今年7月20日，紫金集团董事长陈景河亲自带队到茂名，成为开启双方调解谈判的新起点。
陈景河的态度很明确：一是实事求是的赔，该赔的要赔；二是抓紧赔，在事故结束两周年前完成；三是往后企业相关的工作，政府与企业还是要相互配合。
会议结束后，信宜市委成立以张火炎为组长，紫金方面成立了以紫金集团西南分公司副总裁朱再平为组长，法院则成立以梁旭有为组长、黄培海为副组长的三个协调小组。
谈判之艰
法院白天跟党委、政府谈，谈完之后转头又联系企业接着谈，交替进行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双方正式面谈的次数不下七八次，而私下的小型调解会超过了100场”，陈亮金全程参与了调解，过程不分假日、没日没夜，洗脑式地进行。
法院白天跟党委、政府谈，谈完之后转头又联系企业接着谈，交替进行。7月25日，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钱排镇政府代表灾民提出要求按照评估数1.95亿元来赔偿灾民损失并给付5000万元的善后和重建经费，两项合计2.45亿元；信宜市法制局局长陈海清则代表市政府对公路、河堤、学校、农田等公共财产的损失，提出1.6亿元的索赔要求(包括已起诉的1950万元)。这样，党委、政府方面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要求4.15亿元。
紫金方面无法接受这个索赔数额，他们提出全部损失给付8000万元。由于数额差距太大，双方没有谈成。但法院觉得这次谈判非常重要，且成果很多，至少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
无论起诉与否，不管个人还是公共损失，都在“一揽子”框架内解决。
第二次正式谈判在8月3日。这次，紫金方对索赔数额提出了不少质疑，“这一次，双方针锋相对，气氛很不友好，各自都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谈判几乎破裂。”黄培海记忆深刻。
但法院却依旧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一次，紫金方面愿意把赔偿的数额提高到1.5亿元。
会议后，法院开始了猛烈的说服攻势。协调组法官全员上阵，轮番做工作。“上午跑政府，跟他们聊，协调有什么好处，判决有什么弊端。哪怕取得一丁点的进步，法官下午马上找紫金方面谈。”梁旭有说，专案组法官常常一天来回好几次。
终于，双方在8月15日开始了第三次谈判。这一次，紫金方面态度很积极，朱再平会上表示，愿意把总赔偿金额提高到2亿元，并提出迫切希望在“9·21”事故满两周年前彻底解决该案。双方数额开始接近了。
两日后，谈判“趁热打铁”继续进行。朱再平强调，2亿元是董事会授权的底线，“如果增加，需要再请示。”几乎所有会议代表都敏感意识到，紫金方还留了个口子。梁志毅还开玩笑跟朱再平说，“欢迎多请示。”
各方各自开会商议，晚上8时再次碰头。
此时，政府方面做出让步。对于灾民个人损失部分，梁志毅提出1.98亿元包干，全部由政府善后。陈海清则对公共财产部分损失提出8000万元的数额。这样，两个数额总和与紫金2亿元的底线只有7800万元的差距。
灾民给法院送锦旗
成功之喜
就连协议书的拟定，双方交锋都不下十余回，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
梁志毅看到了调解的可能性。于是，8月底，他在钱排镇连续开了多场大会，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取得灾民委托；二是损失必须按评估的数额去谈。两年里，梁志毅近乎玩命似地工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但他在灾民心中有很高的威信。
“书记说的，我们都相信。”取得了灾民信任后，9月5日，整个镇党委干部60多人，除了司机外，全部都下乡挨家挨户去签署委托书。
9月6日，谈判的会场从信宜市委搬到了法院。梁旭有感觉到，调解成功的时机成熟了。信宜紫金再次让步，提出了2.2亿元的赔偿总额，政府方面也做了让步，将金额降至2.68亿元。双方的差距缩小为4800万元。
接下来的日子，法院的调解工作几乎用“争分夺秒、见缝插针”来形容，且不断取得新成果。9月10日晚上，紫金方再做让步，2.4亿元交底。
可就在此时，随着之前一直未参与调解的原告律师团的参与，律师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让政府十分犹豫，也让紫金方很是不满。
就在快谈崩的关键时候，梁旭有向茂名市中院院长林建辉求助。事实上，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林建辉给予信宜法院极大的支持，总是在法官们都陷入极度疲惫的时候，给他们打气、鼓劲。
林建辉直接与信宜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取得联系，从法律的角度说服了对方。当天晚上8时，黄培海再次来到了朱再平下榻的酒店，双方一直交谈到了11时。
9月11日，双方最终达成2.45亿元的数额。接下来，就连协议书的拟定，双方交锋都不下十余回，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终于，9月12日下午4时30分，信宜紫金公司、钱排镇政府和信宜市政府三方正式签署调解协议。
协议约定，信宜紫金公司在9月20日前向法院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理赔金额，理赔金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受损个人和单位。理赔资金具体分配为：个人财产损失1.85亿元，公共事业单位财产损失0.58亿元，诉讼费200万元。原告领取赔偿款后向法院申请撤诉。
据悉，第一批赔偿款7080万元国庆节前已发放到灾民手中，第二批1.03亿元10月18日全部直接打入灾民账户中，其余款项的发放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调解后，梁旭有问黄培海需要什么“奖励”？“能休息一段时间吗？真是太累了！”显然，黄培海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因为后续的赔偿发放以及剩余几个以水电站为原告的案件还需要收尾。
尾声
再次走进钱排镇，崭新的水泥公路通往每家农户，成排成排的三华李树枝繁叶茂，双合河两岸的小洋楼拔地而起，一河两岸的夜景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梁志毅告诉记者，如今的双合村，成功入选了广东最美乡村。
“悠悠双合河水，见证巨灾巨变。”村头的感恩石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
这是我国灾难性事件引发大规模纠纷进入司法途径的首个案例，具有标本意义。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案子调解得非常漂亮，省委、省政府十分满意。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也批示说，“9·21”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为今后类似案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溃坝之痛
在两年前的那场溃坝事件中，一共有22名村民死亡，涉及灾民2万多人，企业30多家
10月17日，信宜市钱排镇达垌村，法官张银清一路走来，不断地跟灾民打着招呼，自从发生溃坝事件以来，张银清大部分的时间和灾民在一块。
“补偿款最迟这个星期就到。”灾民李文荣家的小洋楼初具规模，拿到赔偿款就该内部装修了，张银清好像对自己家一样介绍着，“这是法院对口援助的22户灾民之一”。
记者抬眼一望，大厅墙上三幅黑白肖像照片十分扎眼。在两年前的那场溃坝事件中，李文荣的妻子、女儿和外孙不幸遇难。
2010年9月21日，受台风“凡亚比”影响，信宜暴雨如注，猛烈程度超过200年一遇。信宜紫金矿业(3.83,0.01,0.26%)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宜紫金公司)位于钱排镇的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位于大坝下方的达垌村瞬间被吞噬，5名村民遇难。
更为严重的是，洪水沿着钱排河飞泻而下，冲到下游的石花地水电站。根据事后调查，石花地水电站擅自加高了坝体，导致其拦河坝再次溃坝，洪水裹挟着泥石直冲向双合村，致使双合村17名村民死亡。
事后统计，在事故中一共有22名村民死亡，房屋全倒户532户，受损户815户，涉及灾民2万多人，企业30多家。
索赔之争
责任确定后，如何索赔引起争议。确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是信宜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的慎重决定
蜿蜒的钱排河两岸，昔日稻田错落有致，绿树连片成荫的景象一夜消失不复返。省委、省政府组成专家组形成的调查报告认为，超设计标准强降雨是该起溃坝事故发生的诱因，排水井施工过程中擅自抬高进水口标高、矿山企业尾矿库运行管理不规范，是导致洪水漫顶、尾矿库溃坝的直接原因。调查认定，信宜紫金矿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责任确定后，如何索赔引起争议。“确定走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的慎重决定。”
中共信宜市委副书记张火炎告诉记者。
2010年10月9日，信宜市政府一纸诉状将信宜紫金公司和信宜市宝源矿业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950万元。
法院连夜赶赴福建厦门、龙岩等地查封了信宜紫金公司有关的账户、冻结机器设备和厂房等。
在灾情发生后，茂名市、信宜市两级政府聘请了30多名律师组成律师团，前往灾区挨家挨户进行财产损失的证据固定工作，第三方物价评估中心等鉴定机构及时对有关的损失进行了鉴定。
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后，紫金集团宣布向灾区捐赠5000万元，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和复产重建。临危受命担任钱排镇党委书记的梁志毅说，捐款暂时解决了部分灾民生活和重建的“燃眉”问题，但是巨额的财产损失如何索赔，成为了摆在灾民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紫金矿业是国内企业巨头，而信宜市作为茂名下辖的县级市，协调优势并不明显。
溃坝造成钱排镇满目疮痍
立案之多
8个工作组同时开工，当地旅馆全部爆满。截至2011年3月份，法院先后对2502件案件进行了立案
2010年11月23日，数百名灾民涌向了信宜市政府，他们希望要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没有，他们要走法律途径。
“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规模纠纷由人民法院来解决并不现实，也没有先例。”信宜市法院院长梁旭有说，“受理了这批案件，那么所有的压力都将转移到法院身上。但法院不能拒绝裁判。”
钱排镇距离信宜市区大约50多公里，沿途山路崎岖，村民起诉非常不方便。为了不影响灾后重建，法院决定全部实行上门立案。梁旭有带领10名法官组成4个工作组，进驻到钱排灾区8个村委会118个自然村。
“法院5台面包车把复印机、打印机和电脑搬来我们镇政府，市委也派了2台中巴。”梁志毅介绍，加上政府和律师团，那时共有8个工作组同时开工，当地旅馆全部爆满。截至2011年3月份，法院先后对2502件案件进行了立案。
立案后，法院第一时间从全院抽调了15名法官和10名专职书记员组成专案组开展工作，在外围进行辅助的干警多达70余名。
“我在法院干了27年，非常佩服信宜法院受理这批案件的勇气。”紫金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陈亮金并不看好纠纷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他曾经担任福建省上杭县法院副院长。
的确，案件甚至连诉讼主体的确定都十分困难。
首先是被告的不断增加，原告律师团先是把紫金集团追加为本案被告，试图进行法人人格否定。紧接着，被告又先后申请追加了涉案尾矿库和水电站等的设计、施工、监理和管理等单位，最多时被告达28名。
事实上，原告方也存在这个问题。原告律师团是以农户为单位进行起诉，而法院审查则认为，应当将全部原告都追加进来。这意味着，1.8万灾民要重新收集证据。
“每增加一个当事人，工作量都要几十倍的增长。但程序一旦有瑕疵，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法院先后组织20位法官深入灾区和钱排镇，与政府一起，用一个月的时间硬是把所有的原告都追加齐了。
“那时候的诉讼材料计算单位都是以吨计，每次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专案组审判长、该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黄培海说道。
庭审之长
证据材料将近10吨，开庭的时间合计长达84天，时间跨度从2011年7月11日到今年4月19日
“2500多件案件，怎么开庭？如果一件一件开，恐怕三年也开不完。”原告律师团成员李静说道，“庭审考验着法院和法官的智慧。”
证据材料将近10吨，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要在法庭上一份一份地出示和质证显然不现实。“能否将证据进行归类，先由各方当事人提出书面的质证意见，然后法院再将这些意见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交换，并再次质证、辩论。”梁旭有认为，做好证据的庭前交换和质证工作是打赢这场审判的关键一步。
为了顺利进行庭审，法院采取了“分批审理、集中庭审、集中举证、个案结合”的方式。按照先人身后财产的审理原则，结合法律关系的相似程度，全部的案件分为三类：第一批是地处尾矿库下方的达垌村5名死者的5件案件；第二批是加入石花地水电站因素的，涉及双合村17名死者的15件案件；剩下的则是，有关公共财产和灾民个人财产损失的部分，合计2477件。
“所有批次的案件都进行合并审理，庭审先对通用证据进行评议，然后再对个案不同的证据分别进行质证。”担任审判长的黄培海介绍。
三批案件开庭的时间合计长达84天，时间跨度从2011年7月11日到今年4月19日。双方都聘请了超强的律师阵容，多达60多名，可以容纳200多人的法庭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尤其是第三批2477件案件，涉及灾民很多，法院每天把需要开庭的灾民名单发给钱排镇政府，由政府组织灾民前往。
“整个庭审冗长、艰辛，尽管法官、律师、当事人都很疲惫，但都很坚持和配合。”梁旭有介绍，庭审交锋更为激烈。原告律师常常站在灾民立场，指责被告方面不负责任。
紫金集团对调查结论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符合诉讼法上鉴定结论的要求，并提出不可抗力以及石花地水电站等介入因素的过错问题以及诉讼请求中存在数据不实等问题。为了证明主张，紫金集团前后向法庭递交了多份专家意见书，涵盖了是否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溃坝事件的责任分担、调查报告的性质等全部庭审焦点，论证结果与原告主张针锋相对。这些专家名单里包括了江平、王家福、高铭瑄、陈兴良等当今赫赫有名的法学家。
紫金矿难民事案庭审现场
僵局之破
不调解，案件就没有出路。“一揽子”调解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推动了各方走向谈判台
案件一旦进入诉讼，因程序而耗费的时间就是横置在各方前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2011年7月的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先后追加当事人、提起级别管辖权异议，导致庭审一再拖延。
2011年9月21日是事故发生的一周年，庭审却没有任何进展，不安的情绪一直在灾民中蔓延。信宜市委书记黄玉华与梁旭有连夜进驻到了重灾区。他们每天都开4个大会，分别跟村干部、党员代表、灾民代表等座谈，解释法律问题，嗓子都说哑了。
“谁也拖不起，谁也不愿往前迈一步。”从第一次庭审开始，信宜紫金公司总经理陈小宁就亲自参加庭审，他代表信宜紫金提出了要求调解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告方并不情愿，他们希望由法院来判决。专案组达成了共识：先把案件的事实全部查清了，诉求摊开了，再来调解。
果然，第一批和第二批涉及22名死者的案件很快得到了调解。“人都没有了，再争论谁的责任没有意义。”紫金集团拿出了很大诚意，按照诉讼请求全部足额赔偿。
最大的争议也是全案最难的地方，是第三批2477件财产案件的赔偿问题。双方的谈判缺乏一个统一的基数，案件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调解的难度还在于，紫金集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其每一个决策都必须经过股东会的同意，每一次让步都必须经过事先的授权。
“我们一直希望是一揽子来调解，让我们企业一个个去直接面对灾民不现实，”陈小宁说。“那么多灾民，即便是选举出灾民代表，也无法直接和企业对话，只能由政府出面来代表灾民统一谈，”专案组认为，必须说服党委政府出面。
“不调解，案件就没有出路。”梁旭有说，为了取得支持，信宜市法院逐级上报广东省高院，向省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汇报了“一揽子”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得到了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推动了各方走向谈判台。
今年7月20日，紫金集团董事长陈景河亲自带队到茂名，成为开启双方调解谈判的新起点。
陈景河的态度很明确：一是实事求是的赔，该赔的要赔；二是抓紧赔，在事故结束两周年前完成；三是往后企业相关的工作，政府与企业还是要相互配合。
会议结束后，信宜市委成立以张火炎为组长，紫金方面成立了以紫金集团西南分公司副总裁朱再平为组长，法院则成立以梁旭有为组长、黄培海为副组长的三个协调小组。
谈判之艰
法院白天跟党委、政府谈，谈完之后转头又联系企业接着谈，交替进行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双方正式面谈的次数不下七八次，而私下的小型调解会超过了100场”，陈亮金全程参与了调解，过程不分假日、没日没夜，洗脑式地进行。
法院白天跟党委、政府谈，谈完之后转头又联系企业接着谈，交替进行。7月25日，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钱排镇政府代表灾民提出要求按照评估数1.95亿元来赔偿灾民损失并给付5000万元的善后和重建经费，两项合计2.45亿元；信宜市法制局局长陈海清则代表市政府对公路、河堤、学校、农田等公共财产的损失，提出1.6亿元的索赔要求(包括已起诉的1950万元)。这样，党委、政府方面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要求4.15亿元。
紫金方面无法接受这个索赔数额，他们提出全部损失给付8000万元。由于数额差距太大，双方没有谈成。但法院觉得这次谈判非常重要，且成果很多，至少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
无论起诉与否，不管个人还是公共损失，都在“一揽子”框架内解决。
第二次正式谈判在8月3日。这次，紫金方对索赔数额提出了不少质疑，“这一次，双方针锋相对，气氛很不友好，各自都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谈判几乎破裂。”黄培海记忆深刻。
但法院却依旧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一次，紫金方面愿意把赔偿的数额提高到1.5亿元。
会议后，法院开始了猛烈的说服攻势。协调组法官全员上阵，轮番做工作。“上午跑政府，跟他们聊，协调有什么好处，判决有什么弊端。哪怕取得一丁点的进步，法官下午马上找紫金方面谈。”梁旭有说，专案组法官常常一天来回好几次。
终于，双方在8月15日开始了第三次谈判。这一次，紫金方面态度很积极，朱再平会上表示，愿意把总赔偿金额提高到2亿元，并提出迫切希望在“9·21”事故满两周年前彻底解决该案。双方数额开始接近了。
两日后，谈判“趁热打铁”继续进行。朱再平强调，2亿元是董事会授权的底线，“如果增加，需要再请示。”几乎所有会议代表都敏感意识到，紫金方还留了个口子。梁志毅还开玩笑跟朱再平说，“欢迎多请示。”
各方各自开会商议，晚上8时再次碰头。
此时，政府方面做出让步。对于灾民个人损失部分，梁志毅提出1.98亿元包干，全部由政府善后。陈海清则对公共财产部分损失提出8000万元的数额。这样，两个数额总和与紫金2亿元的底线只有7800万元的差距。
灾民给法院送锦旗
成功之喜
就连协议书的拟定，双方交锋都不下十余回，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
梁志毅看到了调解的可能性。于是，8月底，他在钱排镇连续开了多场大会，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取得灾民委托；二是损失必须按评估的数额去谈。两年里，梁志毅近乎玩命似地工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不少，但他在灾民心中有很高的威信。
“书记说的，我们都相信。”取得了灾民信任后，9月5日，整个镇党委干部60多人，除了司机外，全部都下乡挨家挨户去签署委托书。
9月6日，谈判的会场从信宜市委搬到了法院。梁旭有感觉到，调解成功的时机成熟了。信宜紫金再次让步，提出了2.2亿元的赔偿总额，政府方面也做了让步，将金额降至2.68亿元。双方的差距缩小为4800万元。
接下来的日子，法院的调解工作几乎用“争分夺秒、见缝插针”来形容，且不断取得新成果。9月10日晚上，紫金方再做让步，2.4亿元交底。
可就在此时，随着之前一直未参与调解的原告律师团的参与，律师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这让政府十分犹豫，也让紫金方很是不满。
就在快谈崩的关键时候，梁旭有向茂名市中院院长林建辉求助。事实上，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林建辉给予信宜法院极大的支持，总是在法官们都陷入极度疲惫的时候，给他们打气、鼓劲。
林建辉直接与信宜市委市政府负责人取得联系，从法律的角度说服了对方。当天晚上8时，黄培海再次来到了朱再平下榻的酒店，双方一直交谈到了11时。
9月11日，双方最终达成2.45亿元的数额。接下来，就连协议书的拟定，双方交锋都不下十余回，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终于，9月12日下午4时30分，信宜紫金公司、钱排镇政府和信宜市政府三方正式签署调解协议。
协议约定，信宜紫金公司在9月20日前向法院银行账户一次性支付理赔金额，理赔金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受损个人和单位。理赔资金具体分配为：个人财产损失1.85亿元，公共事业单位财产损失0.58亿元，诉讼费200万元。原告领取赔偿款后向法院申请撤诉。
据悉，第一批赔偿款7080万元国庆节前已发放到灾民手中，第二批1.03亿元10月18日全部直接打入灾民账户中，其余款项的发放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调解后，梁旭有问黄培海需要什么“奖励”？“能休息一段时间吗？真是太累了！”显然，黄培海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因为后续的赔偿发放以及剩余几个以水电站为原告的案件还需要收尾。
尾声
再次走进钱排镇，崭新的水泥公路通往每家农户，成排成排的三华李树枝繁叶茂，双合河两岸的小洋楼拔地而起，一河两岸的夜景成为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梁志毅告诉记者，如今的双合村，成功入选了广东最美乡村。
“悠悠双合河水，见证巨灾巨变。”村头的感恩石上铭刻着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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