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卡防腐轻松破 京东称可定制8888元面额卡
2013-03-26 09:15:04 来源：新浪财经 评论：0 点击：
去年11月1日施行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腐倡廉，遏制用购物卡行贿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
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办法》中的“实名购卡制”、“限额购卡制”、“非现金购卡制”三大红线被一些发卡商家轻松逾越。购物卡实名制形同虚设，对购物卡的面额限制也被一些商家以特殊定制礼品卡名义而轻易“挣脱”，而非现金购卡制也可以灵活处理。
而惹人关注的是，这些商家不再只是发放购物卡的传统超市商场，京东商城[微博]、易迅等大型电商也踩上红线。
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根治购物卡腐败关键不在于卡本身，而是送卡的人通过送卡得到了什么好处，而这些好处如何通过法律法规来杜绝。反腐关键是在体制机制上健全，对权力形成约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赵萍告诉本报记者，《办法》发布不久，政策有个稳定期，所以短期内不会有修改。而在《办法》执行过程中商务部会听取相关反馈意见，后期会有修改。
乱象重重
购物卡实名制已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以购卡者身份致电奥斯卡销售中心，这家专业销售电子购物卡的网站客服人员表示，买购物卡并不需要身份证，买卡金额超过5万元可以免掉3%的手续费，可以直接拿现金交易。
面对记者现金10万元的购卡要求，奥斯卡购物人员并没要求提供身份证，也表示可以用现金购卡。而这违反了《办法》的相关规定。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或单位购买（含充值，下同）记名卡的，或一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名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要求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
另外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一次性购买单用途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以及单位或个人采用非现场方式购卡的，应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使用现金，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这类购物卡实名制、限额购卡制的红线被突破现象较为普遍。
据媒体报道，在安徽、河北、广州、青岛多地均出现实名制有名无实的现象。根据记者了解，规避实名制手法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发卡商家本身不做要求外，购卡者通过身份证卡贩子提供的假身份证购买，或者多次购买且每次买卡少于1万元等手段来规避购卡实名制。
引人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商家购物卡频频违规外，电商的礼品卡也加入违规行列。
记者以购卡者身份致电京东商城礼品卡销售中心，面对记者定制面额为8888元的大面额礼品卡，总额大概在30多万元的要求，京东销售人员表示可以定制该面额的礼品卡，以个人名义购买且无需提供身份证等实名购卡，发票可以开电脑配件、耗材、体育休闲、图书、教材、玩具、家用电器、食品、化妆品等等。
另外，易迅礼品卡销售人员表示，购卡无需提供身份证件，直接可以在网上购买。
《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
京东定制面额8888元的礼品卡明显违规。“京东的礼品卡销售也适用于《办法》，无需实名和大面额明显违反了《办法》有关规定。”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冬对本报说。
礼品卡是电子商务网站推出的电子购物卡，分为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一般通过向购卡人提供账号和密码，通过密码激活该卡进行使用，且一般限于网站。亚马逊[微博]售卡服务人员告诉本报记者，随着网购流行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亚马逊的礼品卡从几年前就开始卖得很好，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而包括礼品卡在内的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迅速。《新京报》援引相关数据称，2012年中国预付卡发行规模有望突破2万亿元大关。
反腐难解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李绍章称，购物卡成为行贿工具在中国比较普遍。
官员在节假日笑纳购物卡并不鲜见。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杜洪苗。据浙江检察网公开资料，他在2003~2008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16次收受相关人员所送购物卡及一只手表等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06907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对本报说，购物卡成为行贿路径，因为其行贿方便隐蔽，且购物卡名称特殊，符合中国人的“遮羞”心理，“收现金罪恶感更强”。
而商家不顾购卡实名制等法规约束，在李绍章看来，是因为购卡实名制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家的盈利规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还是缺乏监管、缺乏惩处，使得商家敢于频频踩踏法规红线。
“这些不守法的商家构成不正当竞争，他们因不遵守《规定》，更能吸引人们购卡，从而对守规商家的合法权利形成侵害。”李绍章说。
但是购物卡实名制真的能遏制腐败吗？
复旦大学教授汪明亮则认为，实名制不能降低贿赂犯罪，它只能抑制行贿方式，不能够控制贿赂犯罪本身，或导致贿赂犯罪下降。
“我认为购物卡腐败不在卡本身，我们要找到为什么人们会去送卡，腐败根源不在于卡本身，不在于购卡的人，而是这个人为什么购卡去行贿，他有什么需求。法律上有哪些漏洞，使得行贿者可以获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是关键问题。购物卡本身不是腐败根源。不去抓根源，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没有效果。”杜治洲说。
李萍也认为，媒体将购物卡等同于腐败是一个误读。“预付卡这种集体采购预付模式已经存在多年，不能说预付卡就是腐败，当然不排除其中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有预付卡才有腐败，而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从而滋生了腐败。”
竹立家告诉本报记者，应该从制度机制建设上杜绝腐败，腐败的大头还在权力腐败、特权腐败、贪污腐败上。
针对一些取消购物卡的极端建议，汪明亮笑称：“如果认为取消购物卡就能减少腐败，那人民币大家也别用了。”
杜治洲建议，购物卡使用时可以配合着身份证一起使用，这样从消费源头上可以预防腐败。“购物卡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用法规去把其中的腐败问题揪出来，确实有些困难。”
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办法》中的“实名购卡制”、“限额购卡制”、“非现金购卡制”三大红线被一些发卡商家轻松逾越。购物卡实名制形同虚设，对购物卡的面额限制也被一些商家以特殊定制礼品卡名义而轻易“挣脱”，而非现金购卡制也可以灵活处理。
而惹人关注的是，这些商家不再只是发放购物卡的传统超市商场，京东商城[微博]、易迅等大型电商也踩上红线。
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根治购物卡腐败关键不在于卡本身，而是送卡的人通过送卡得到了什么好处，而这些好处如何通过法律法规来杜绝。反腐关键是在体制机制上健全，对权力形成约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专家赵萍告诉本报记者，《办法》发布不久，政策有个稳定期，所以短期内不会有修改。而在《办法》执行过程中商务部会听取相关反馈意见，后期会有修改。
乱象重重
购物卡实名制已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以购卡者身份致电奥斯卡销售中心，这家专业销售电子购物卡的网站客服人员表示，买购物卡并不需要身份证，买卡金额超过5万元可以免掉3%的手续费，可以直接拿现金交易。
面对记者现金10万元的购卡要求，奥斯卡购物人员并没要求提供身份证，也表示可以用现金购卡。而这违反了《办法》的相关规定。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或单位购买（含充值，下同）记名卡的，或一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名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要求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
另外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一次性购买单用途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以及单位或个人采用非现场方式购卡的，应通过银行转账，不得使用现金，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这类购物卡实名制、限额购卡制的红线被突破现象较为普遍。
据媒体报道，在安徽、河北、广州、青岛多地均出现实名制有名无实的现象。根据记者了解，规避实名制手法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发卡商家本身不做要求外，购卡者通过身份证卡贩子提供的假身份证购买，或者多次购买且每次买卡少于1万元等手段来规避购卡实名制。
引人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商家购物卡频频违规外，电商的礼品卡也加入违规行列。
记者以购卡者身份致电京东商城礼品卡销售中心，面对记者定制面额为8888元的大面额礼品卡，总额大概在30多万元的要求，京东销售人员表示可以定制该面额的礼品卡，以个人名义购买且无需提供身份证等实名购卡，发票可以开电脑配件、耗材、体育休闲、图书、教材、玩具、家用电器、食品、化妆品等等。
另外，易迅礼品卡销售人员表示，购卡无需提供身份证件，直接可以在网上购买。
《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
京东定制面额8888元的礼品卡明显违规。“京东的礼品卡销售也适用于《办法》，无需实名和大面额明显违反了《办法》有关规定。”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冬对本报说。
礼品卡是电子商务网站推出的电子购物卡，分为实体卡和电子卡两种。一般通过向购卡人提供账号和密码，通过密码激活该卡进行使用，且一般限于网站。亚马逊[微博]售卡服务人员告诉本报记者，随着网购流行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亚马逊的礼品卡从几年前就开始卖得很好，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而包括礼品卡在内的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迅速。《新京报》援引相关数据称，2012年中国预付卡发行规模有望突破2万亿元大关。
反腐难解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李绍章称，购物卡成为行贿工具在中国比较普遍。
官员在节假日笑纳购物卡并不鲜见。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杜洪苗。据浙江检察网公开资料，他在2003~2008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16次收受相关人员所送购物卡及一只手表等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06907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对本报说，购物卡成为行贿路径，因为其行贿方便隐蔽，且购物卡名称特殊，符合中国人的“遮羞”心理，“收现金罪恶感更强”。
而商家不顾购卡实名制等法规约束，在李绍章看来，是因为购卡实名制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家的盈利规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还是缺乏监管、缺乏惩处，使得商家敢于频频踩踏法规红线。
“这些不守法的商家构成不正当竞争，他们因不遵守《规定》，更能吸引人们购卡，从而对守规商家的合法权利形成侵害。”李绍章说。
但是购物卡实名制真的能遏制腐败吗？
复旦大学教授汪明亮则认为，实名制不能降低贿赂犯罪，它只能抑制行贿方式，不能够控制贿赂犯罪本身，或导致贿赂犯罪下降。
“我认为购物卡腐败不在卡本身，我们要找到为什么人们会去送卡，腐败根源不在于卡本身，不在于购卡的人，而是这个人为什么购卡去行贿，他有什么需求。法律上有哪些漏洞，使得行贿者可以获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是关键问题。购物卡本身不是腐败根源。不去抓根源，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没有效果。”杜治洲说。
李萍也认为，媒体将购物卡等同于腐败是一个误读。“预付卡这种集体采购预付模式已经存在多年，不能说预付卡就是腐败，当然不排除其中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有预付卡才有腐败，而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从而滋生了腐败。”
竹立家告诉本报记者，应该从制度机制建设上杜绝腐败，腐败的大头还在权力腐败、特权腐败、贪污腐败上。
针对一些取消购物卡的极端建议，汪明亮笑称：“如果认为取消购物卡就能减少腐败，那人民币大家也别用了。”
杜治洲建议，购物卡使用时可以配合着身份证一起使用，这样从消费源头上可以预防腐败。“购物卡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用法规去把其中的腐败问题揪出来，确实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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