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扩张利益链
2012-11-15 11:01:53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调查一
名校扩张利益链
9月3日，100多名学生家长将人大附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校门围得水泄不通，现场有人一度打出“罢课”横幅，家长们的诉求是：希望这所海淀区的知名小学，不要把自己读五年级的孩子“赶到”其新合并的银燕校区去。
最终，人大附小在持续被家长追问三天后，宣布将五年级学生留在本校区，家长们满意地散去。不过这一事件则使得海淀区初次进行的名校扩张尝试，不得不面对其动议之初就存在的质疑：名校大肆吞并其他学校有无必要？
另外，《中国经营报》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之前已被明令禁止的择校费，已经被赞助费、共建费，甚至“关系”所取代……名校扩张背后诸多隐藏的利益链条发人深思。
“新校区”遭抵制
8月30日晚，柯静(化名)收到孩子班主任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中说经学校研究决定，五年级所有班级学生在新学期要前往银燕校区报到，并在该校区学习一年，六年级时再回到本校区。
“幸亏8月还有个31日，于是不少家长报到前就去看了下这个校区。”柯静说。之前她也听说附近的银燕小学要和人大附小合并，但她并不知道银燕小学在哪儿。找了一圈后发现，这所小学位于人大附小东偏北800多米外，刚刚装修过，周边环境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9月1日返校报到当天，仔细查看银燕校区后的家长们开始聚集抱怨：附近有工地在施工，紧挨着一栋出租楼，部分教室采光不足，消防通道上有台阶……随后，正在银燕校区的人大附小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郑瑞芳，被家长团团围住。
9月30日，在人大附小官网贴出的银燕校区工作纪实中，对当天的情景出现如下表述：“几十位五年级家长对郑校长围攻，直接问五年级是去还是不去，要求校长在1个小时内予以答复，校长答应于9月2日上午十点在本部多功能厅对家长代表们予以回复。”
被家长围攻之下，郑校长落泪：“我教了你们孩子四年啊！”
面对落泪的校长，柯静开始劝说其他家长。“别太为难校长，咱们看看哪里需要改进，只要学校改进了，咱们孩子就去上学。”
但当天下午，人大附小的一些班主任开始对家长们致电劝阻，更多家长收到短信：9月2日的家长会是谣言，如果家长前往学校，则将被守在校门口的老师一一登记。
这条短信被当做是一种威胁，不满情绪下，家长们开始相互联系寻求对策。最终，9月3日开学典礼当天，几百名家长将人大附小北校门围的水泄不通，有人甚至一度打出“静坐罢课”的横幅。
“学校和家长，是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只有双方协同努力，才会给孩子带来优质有效的教育。这种公开对峙的局面，决不应该出现。对峙，无论是哪方面的，都会给孩子的受教育过程带来负面影响。”柯静说，这件事给她一个很大的疑惑，迟迟挥之不去。
9月3日，聚集在学校门外的家长们，也开始再次议论这一并校之举。有人认为并校带来了扩招和提升，让更多家庭沾到了名校的光，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完全崇尚虚名并最终会导致各种不良连锁反应的冒失之举。
沟通中，一部分家长被小范围谈话，校方称如果确实不满意这样的调整，可以选择让孩子转学，过去交过的赞助费，可以退还。这让门外聚集的家长议论纷纷，柯静说她听到有家长声称自己曾交了15万元赞助费。“有人就起哄说，如果学校继续这么对待大家，就把赞助费这事儿彻底掀开了讲！”
让家长们产生巨大狐疑的是，今年秋季新招的一年级，比以往整整多出了两个班，人们怀疑这其中多为交钱入校的择校生。
受争议的并校
7年前，人大附小刚从旧址迁往蓝靛厂路，成为世纪城社区的配套学校，校舍规模和招生人数也实现了第一次“扩张”。而今年将银燕小学纳入旗下，则是其建校“58年来在北京首次开疆辟土办分校有了一个新校区”。
其实，家长们表述的“并校”并不准确，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燕小学是被交给人大附小托管，初步确定的托管期限为20年，这件事早在年初既已确定，5月份时开始了实质操作。原银燕小学42名教师、639名学生及划片区和共建单位，也均被人大附中接纳。
“家长呼吁，人大代表提议，加上教委也在考虑优势教学资源平衡的问题，所以就有了这个先行的尝试。”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私下认为，这一尝试其实有点像“好饼摊大，人人有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平衡，进一步消除难以禁绝的择校费、赞助费。
但这一说法遭到一位原银燕小学老师的质疑，这位不愿具名的老师称，并校最大的推动力，即来自人大附小方面，而银燕小学过去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并校，但无奈最终教委被人大附小方面说服。
“人大附小的优势在于名声大，招生好，但由此判定优劣，那得用多么功利化的标准啊？如果教学质量是天天发短信，逼着家长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那这样的教学质量也不应该归功于这个学校。”这位老师称，二者如果一定要比个高下，那么应该从对学生的提升度进行比较，从教学理念上比较，而不是谁更多被媒体宣传。
记者就并校过程向原银燕小学校长卓建忠求证时，对方仅以“两个学校的教学理念有差别，并校是区教委的决定”作答。
利益暗线交织
10月18日，一位自称曾在2009年通过交赞助费送孩子入读人大附小的家长，致电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希望能够像当年一样，通过给这个基金会捐款，为朋友的孩子换一条进入人大附小就读的捷径。
“这个办法现在行不通了，你要不还是试试可靠的关系，或者走共建这个路，找个单位没准儿可以成。”工作人员告诉他。
据这位家长介绍，择校费在过去几年中有多个变化：首先名称从最初的择校费变为赞助费，之后又变为共建费。其区别在于，最初的择校费是个人直接对学校或教委的；但之后的赞助费有了固定的账户，一般小学为教委的某个账户，但像人大附小这样高校下属学校，则会把钱“捐”到其校属基金会账户中；共建费则是需要通过单位或企业出面，开具公对公支票，双方签署协议，然后孩子作为单位或企业的子弟进入学校就读。
这一系列变化背后，其实“择校费”的本质并无变化，即交钱上学。但这样操作上的改进却对学校而言更为安全，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违规违纪风险。
“最关键的就在这里，虽然学校要报招生计划，但报多少完全是不为人所知的，比如他报了700个，但实际上符合条件的只有600个，那空出来的100个就完全可以私下收取费用。”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社会中普遍认为择校生是超出计划招生数之外的学生，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而原银燕小学一位教师称，人大附小与银燕小学很大的区别在于：过去在银燕小学，家长的择校费需要交到区教委的专门账户上，之后部分返给学校；而人大附中则交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之后部分返给学校。“现在教委这边已经不再返给学校了，但人大那边听说还有返给学校的钱。”
人大附小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班级共有40余名学生，其中择校生有3、4人，缴纳的变相“择校费”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择校费确实逐年在涨。”该老师表示。
该老师还向记者透露，学校目前有教职工约300人，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教师属于“编外”，也就是合同工。据介绍，该校编制内、编制外教师之间的工资、福利水平相差不多，但编制内教师的工资由人大发放，而编制外教师的工资市教委、海淀区教委并不负担，主要来源就是“择校费”。
记者从9月3日起，多次致电人大附小校长郑瑞芳，但对方均未接听。记者就该问题向人大附小的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求证时，对方以“已经过了招生时间，不接受咨询”为由谢绝。
前述原银燕小学教师认为，如果说人大附小现在仍存在将共建费部分返还学校的情况，那么这种类似于“提成”的金钱，可能也是其扩张的动力之一。海淀区负责小学招生的工作人员则声称，区教委与人大附中的关系仅为业务指导，在其招生方面并不具备太多话语权。
据了解，人大附小每年会在5月份时即开始对招生划片范围内适龄入学儿童展开调查，通过各居委会上报数据后，制作招生计划呈报海淀区教委。但实际招生中，人大附中还会贴出通知，限定房产证日期以阻止有人突击购买学区房入学，当然，这一条件也出现在其他知名小学招生的要求中。
记者试图从其所在曙光街道办、曙光派出所及划片内各居委会查询今年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但均遭拒绝，而海淀区教委则以领导在外不便请示为由未予提供。
据北京市教委、财政局、统计局、发改委、科技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本市2011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公告》，去年，北京地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27.73亿元，占全市GDP值16000.4亿元的3.92%。普通小学每个学生平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8494元。
而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透露，海淀区近年来在教育方面投入高于这一数据。人大附小虽然作为人民大学附属学校，但根据相关法规，对其投入均与其他学校无异。
9月5日上午，人大附中校长出面，向家长承诺，会进一步完善银燕校区，五年级整体仍留在本校区，将会把艺术课教室改做各班级教室。于是，原来的银燕小学校园里，除了偶尔前来上音乐课的班级外，平时空无一人。
本报记者孟庆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调查二
大兴郁花园小区：为什么不能上名校
郝成
10月18日清晨，近百名大兴区郁花园小区业主，因不满过去十年将其“划片”归属一所私立小学——大兴区星星学校，而无缘一路之隔的公立小学——景山学校，聚集在大兴区政府门口讨说法。这是过去两个月来最为“热烈”的一次沟通，而这些小区业主们的追问已经持续了4年。
当天，沈杰和近百名家长在大兴区政府门前打出横幅：“我们为什么不能上景山学校！”
他们所说的景山学校，实为景山实验小学大兴学校，与他们所在的郁花园小区仅一街之隔。北京景山学校是全国和北京市重点学校。这所小学2011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郁花园三里的孩子可以前往就学，郁花园一里和二里的孩子却不能就读。之前，这个小区划片小学为星星小学。那是一所私立小学，前后更换过三个名称：北京市海淀区星星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崛起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星星学校。
目前北京在小升初工作中采取电脑配位，即学籍在哪里即将该学生派到相应学籍区的初中就读，由于星星学校最初在海淀区注册，这直接导致在大兴区郁花园上学的孩子，拥有的是海淀区学籍，他们小学毕业后，如果不花择校费就近就读，就会被电脑配位到海淀区的某个初中就读。
沈杰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完成整个小学六年，但毕业时却发现学籍居然在海淀——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要上公立学校，就得到海淀去。“而且海淀那边对应的初中是一些特别偏僻的学校。”最终，他只能花钱把孩子送到就近的学校就读。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2001年郁花园建成时，大兴区引进社会力量办学，来解决这个新建小区的就学问题。于是便和星星小学股东方面签订15年协议，大兴区教委亦将郁花园划片归属星星小学。
据《北京教育(普教)》2010年05期上刊载的信息，星星学校隶属于北京君谊·星星教育集团。该企业董事长陈媛媛去年曾获得某媒体颁发的“2011年最具品牌影响力教育集团”奖项。而一份其担任法人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陈媛媛在2006年4月在大兴注册了“北京君谊·星星教育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10万元。
家长们从2008年开始维权，认为教委将整个片区划归一所私立小学不符合规定，而应该给划片归属一个公立小学。“选择私立小学是人人都有的权利，不需要划片，划片就应该是为了分配公共资源进行。”
在家长持续追问下，2011年星星小学提出在学校内设立“公立班”，即对符合划片的孩子施行与其他公立学校相近的收费标准。但沈杰带着女儿去报到时，学校却又以报“公立班”只有他一个为由，将孩子放入混编班，学费打了个折扣：相比其他人一学期8000多，他只交了2300元。
也是在2011年，大兴区教委又将一所公立小学兴海学校变为郁花园划片所属小学。而家长则指出这不符合相关文件：兴海学校距郁花园已经超过三公里，且孩子上学要穿过城市主干道五环路。
在10月15日大兴区教委给沈杰他们的答复文件中，对于为何划片中没有将郁花园一里和二里划归景山学校写道：“以街区规划、尊重历史、相对就近原则划定了招生范围。”
有趣的是，文件中对于将星星小学的招生范围确定问题，出现这样的字句：“该学校于2001年由西红门镇政府引进社会力量办学并经原大兴区教育局审批成立。”
沈杰说其实大家并不想真的把星星学校赶走，他认为这样的私立学校存在有其市场需要，但重要的是，他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去生存，而不是绑着公共资源前行——划片问题就是把孩子选择公立学校的权利私授给了星星学校。
一个难以求证的说法是，星星学校最初与西红门镇政府签约时，星星学校要每年给政府15万元。但根据教育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承担义务教育的学校，是可以从教委每年按照招生数量获得相应资金支持的。沈杰他们正试图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来为星星学校和政府算清这笔账。
大兴区教委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一切都是因为景山学校这所知名小学入驻带来的，“家长们眼红嘛”。
另外，有星星学校职工告诉记者，明年学杂费将从一万元涨至12000元。
背景
北京中小学撤并潮
近年来，北京市的中小学一直处在缩减、撤并的状态。在北京市最初的撤并举措中，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办学相对有困难的中小学是重点撤并对象。2003年开始出现一轮大的撤并潮，据2003年官方数据，当年秋季开学时，既有100余所中小学关门谢生。而2004年初市教委又提出再撤100所中小学的目标，2005年时更规划出到2008年撤并400所中小学的目标。
但这一轮撤并主要针对远郊区出现的人口减少、生源减少而展开。2008年后，义务教育的均衡问题被提上日程，主要探讨如何将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家庭，目前较为认可的办法即通过知名小学托管其他学校。如人大附小对银燕小学的托管。
撤并潮的原因在各地都几乎一致：生源减少。但另一个制衡问题也随即显现：对于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撤掉学校，往往意味着孩子无法就近上学，而是要走上很远才有学校。也因此，像新疆等地出现反复，即撤了某个学校后，因地理原因，孩子无法实现就近上学，于是再次恢复被撤并的学校。
撤并之举也为政府部门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带来了全新变化：由于学校数量减少，投入各个学校的资金开始大幅度增加。因此，也是在撤并的过程中，许多留下来的学校开始大规模改进硬件条件。
城市中，撤并逐渐演化为一场类似市场竞争的淘汰赛，知名度大的学校往往成为胜出者。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人口仍在增长，生源依旧旺盛。于是占有较多划片的知名学校进一步增强择校费收入。这成为社会诟病的主要问题。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先前发布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
而“择校费”也在近年开始演变。首先名称从最初的择校费变为赞助费，之后又变为共建费。
记者观察
名校扩张：盛名之下的隐忧
郝成
近年来，知名中小学校扩张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详细列出其地点的话，便很快可以找出一些规律：均为发达城市，当地经济增长迅速。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快速向前的时代里，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似乎在增加。
据知情人透露，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在这次人大附小扩张时，曾透露有想法将中小学部分进一步做大，从而实现教育集团化发展。
但热闹之下，那些打着均衡教学资源名目的名校扩张，究竟是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变得更亲民了，还是变得更难以接近了？而这一变化之下，教育质量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如果说人大附小迁至世纪城，是与地产商你情我愿不谋而合的话，那么在其他城市上演的一系列知名小学扩张之举，却将背后的利益牵扯显露无疑：昆明六所知名小学联手入驻新区；沈阳一新建小区将附近小学迁入后却又挂上了另一个名小学的牌匾；合肥媒体统计发现当地知名小学几乎每个都有2个至8个分校，均位于新建成小区……
与此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多花花绿绿的售房广告上，名校的信息像一个固定印章，醒目地招摇着。多地教育部门则在经历太多这类情况后，向媒体倾吐实情：开发商在开工建设时，便已经和当地政府谈下条件，要求政府部门牵线将一些知名小学的资源向其所建小区倾斜。
这一要求的具体做法，则完全像知名商业品牌推广一样进行：要么像开直营店一样开个分校，要么把名校的牌匾授予这个小区。当然，挂牌的游戏太容易被看穿，近年来较少应用，更多的时候，开直营分店成了扩张的主要方式。
“这是一个多方受益的利益链。学校可以借名气挣到更多钱，像北京，不少新小区的购买者并非北京户口，那学校可以择机收取择校费；开发商因为小区里有名校而可以抬高售价；地方政府则可以在这过程中省去完全新建一所小学、配备软硬件的繁琐和其中一部分投入。”知情人透露，在这样的利益共享中，开发商甚至会乐意掏腰包给学校一部分资金。
而之后发生的，却往往像北京世纪城一样的情景：不明就里的购房者从炒房客那里买到房子后，发现根据名校招生条件，这个房产本并不达标(有购房时间上的限制)，于是不得不掏腰包花钱让孩子入读。
一位人大附小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他孩子的班主任在一次例行家长沟通中，给她描绘了一个宏大的愿景：人民大学内部有声音希望借助当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将中小学进一步做大，做成一个教育集团的规模。
“我当时就震惊了，这是要通吃啊！做集团化，不就是产业化吗？那你现在并校、扩张哪一项不是充分利用了公共资源进行的。你要做成国外的贵族学校吧？”她认为，产业化只应该由私立学校来进行，公立学校绑着公共资源进行，不只是市场与行政的畸形合作，也会伤害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公立学校应有的最大可能的公众性、亲民性。
让业内人士担心的是，名校扩张后，划片也在合并，最后导致一个学校把控很大一块划片，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公共资源垄断。如果再从中对孩子筛选，收取择校费，那将彻底让义务教育变得畸形起来。
记者试图就教育集团化传言向人大校办求证，工作人员声称那只是出现在一些会议讨论中的建议而已，并无实质进展。
访谈
“不要让好学校拥有无限资源”
孟庆伟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内均衡发展，“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
两年过去，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虽然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但择校问题依然屡禁不止，尤其在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一线城市。“择校费逐年在涨。”
择校为何难治理？当前的教育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立学校为主的教育体制，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无限大？
针对以上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褚宏启。
择校实为择师资
择校并不是一个消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鼓励学校间竞争。但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相对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择校热”、“择校难”问题？择校为何难治理？
褚宏启：因不同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和社会生态存在差异，各个地区的表现不太一样，北京尤其热。一方面，北京好学校全国最多。此外，北京人口阶层结构的特点是官员多，行政官员的数量非常庞大，都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这些人的社会资源又比较丰富，这也是目前择校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择校是有条件的，非富即贵，当然，中产阶层也择校，但相对难度较大。
熊丙奇：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够，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只能收取择校费，获得“办学资金”。对此政府也是默认的，因为教育部门要和学校分成。
另一方面，家长不能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在国外，家长委员会的权利包括聘任学校校长、决定重要经费的使用等。而在我国，虽然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但这个家长委员会更多是摆设、工具，不是真正按照民主选举和独立运行的机制产生和运作，不能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这就使得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体系中无法获得保障。
《中国经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教育资源完全一样了，就不会有择校的问题存在。你怎么看？
褚宏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学校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达到。就像美国也有择校，而且鼓励择校。而我国的最好学校是公立学校，这是不一样的。
目前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上下了很大力气，通过办教育集团、“手拉手”等使学校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即使差距缩小，择校依然会存在，只是从范围、程度上有所减轻。
择校并不是一个消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鼓励学校间竞争。但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相对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良性竞争，有利于学校的健康发展。而目前我们的情况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这就导致好学校越来越好，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
实际上，重点校、名校，都是政府培植起来的。过去政府将教育资源向好学校倾斜，现在政策在转变。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择校问题会得到缓解，但我不认为将来择校问题会消失。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解决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褚宏启：教育不均衡主要因素在于师资不均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择校其实就是择老师。
对此，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资金加强教师的培训，特别是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壮大优秀师资队伍，否则光靠名校教师出去流动，总量还是没上去。
此外，制定全市统一的工资标准，对财政较差的地区，政府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对农村教师，在评职称等方面给予倾斜，和城镇教师享受一样的待遇。
政府责任不是无限大
相反，政府在参与学校办学、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上干预过多，目前政府投入不足，依法监管不到位，对留守儿童的救济不够。
《中国经营报》：在义务教育中，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褚宏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不要让好学校有无限的资源。
我国的学校以公立为主，这样的话，老百姓希望政府举办优质公立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责任，就变成了一种无限责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际上，政府的责任是保底线，即让适龄儿童都能上得了学，而且学校达到一定标准。但是现在家长恨不得所有的小学都是实验二小，所有中学都是四中、人大附中，这不现实。
目前择校问题有些“离谱”，这跟家长不正确的观念有一定关系。孩子就近入学，我觉得未必就比在名校差多少。小学阶段对孩子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家长太焦虑。都是一个孩子，都希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学校、家长都要有一颗平常心。
熊丙奇：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无非是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监管依法办学、支持救济贫困家庭。但目前政府投入不足，依法监管不到位，对留守儿童的救济不够。相反，政府在参与学校办学、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上干预过多，使得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这就是目前的办学格局。
《中国经营报》：近几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地也有不同做法，比如名校成立教育集团、提倡对口帮扶等。如何评价这些做法？
熊丙奇：这些做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把薄弱学校圈进名校集团，实际上是贴牌式的学校联盟，如果办学质量的差异没有消除，联盟之内还会有好学校、差学校之别，就好比学校内的重点班和平行班。这种均衡是得不到社会支持的。
说简单点，把北大的牌子贴在其他学校，是不是其他学校就真的成了北大？这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成立名校集团，还是提倡对口帮扶，实际上都是盘活现有的义务教育资源，而不是增加新的教育资源。盘活也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这不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亟待改变
我国教育拨款中，一直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造成拨款总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这就导致1993年我国政府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认为要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均衡，最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熊丙奇：根本是政府部门一定要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要转变资源配置的模式，让所有学校的办学条件一致。但目前很多地方不愿意改变行政投入，或者不愿意改变既有的资源配置模式，结果是不能根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县乡财政为主的保障机制，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县乡财政依旧占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由于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的财力不同，这种保障机制直接导致了县县之间、乡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在现有的升学教育模式下，地方政府必然围绕高考升学率和名校率来配置教育资源。
这种配置资源的模式，在当前的经费保障机制下，体现得更明显。一般来说，高考升学率的竞争，是在县与县之间展开的，为争取更多名校录取名额，提高高考升学率，一县必定集中优质资源打造本地的好高中，随之而来的是必然有好初中、好小学与之对应。这也就是国家虽明确要求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但各地还是有重点校的原因。
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也是一样，同样是区县财政保障义务教育资源，而区区之间的财政是有差别的。所以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首先就必须打破这样的保障机制，实行教育资源的省级统筹，否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只能做表面文章。
我国教育拨款中，一直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造成拨款总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这就导致1993年我国政府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教育拨款委员会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中，决定教育投入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依照预算拨款。
名校扩张利益链
9月3日，100多名学生家长将人大附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校门围得水泄不通，现场有人一度打出“罢课”横幅，家长们的诉求是：希望这所海淀区的知名小学，不要把自己读五年级的孩子“赶到”其新合并的银燕校区去。
最终，人大附小在持续被家长追问三天后，宣布将五年级学生留在本校区，家长们满意地散去。不过这一事件则使得海淀区初次进行的名校扩张尝试，不得不面对其动议之初就存在的质疑：名校大肆吞并其他学校有无必要？
另外，《中国经营报》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之前已被明令禁止的择校费，已经被赞助费、共建费，甚至“关系”所取代……名校扩张背后诸多隐藏的利益链条发人深思。
“新校区”遭抵制
8月30日晚，柯静(化名)收到孩子班主任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中说经学校研究决定，五年级所有班级学生在新学期要前往银燕校区报到，并在该校区学习一年，六年级时再回到本校区。
“幸亏8月还有个31日，于是不少家长报到前就去看了下这个校区。”柯静说。之前她也听说附近的银燕小学要和人大附小合并，但她并不知道银燕小学在哪儿。找了一圈后发现，这所小学位于人大附小东偏北800多米外，刚刚装修过，周边环境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9月1日返校报到当天，仔细查看银燕校区后的家长们开始聚集抱怨：附近有工地在施工，紧挨着一栋出租楼，部分教室采光不足，消防通道上有台阶……随后，正在银燕校区的人大附小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郑瑞芳，被家长团团围住。
9月30日，在人大附小官网贴出的银燕校区工作纪实中，对当天的情景出现如下表述：“几十位五年级家长对郑校长围攻，直接问五年级是去还是不去，要求校长在1个小时内予以答复，校长答应于9月2日上午十点在本部多功能厅对家长代表们予以回复。”
被家长围攻之下，郑校长落泪：“我教了你们孩子四年啊！”
面对落泪的校长，柯静开始劝说其他家长。“别太为难校长，咱们看看哪里需要改进，只要学校改进了，咱们孩子就去上学。”
但当天下午，人大附小的一些班主任开始对家长们致电劝阻，更多家长收到短信：9月2日的家长会是谣言，如果家长前往学校，则将被守在校门口的老师一一登记。
这条短信被当做是一种威胁，不满情绪下，家长们开始相互联系寻求对策。最终，9月3日开学典礼当天，几百名家长将人大附小北校门围的水泄不通，有人甚至一度打出“静坐罢课”的横幅。
“学校和家长，是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合作者，只有双方协同努力，才会给孩子带来优质有效的教育。这种公开对峙的局面，决不应该出现。对峙，无论是哪方面的，都会给孩子的受教育过程带来负面影响。”柯静说，这件事给她一个很大的疑惑，迟迟挥之不去。
9月3日，聚集在学校门外的家长们，也开始再次议论这一并校之举。有人认为并校带来了扩招和提升，让更多家庭沾到了名校的光，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完全崇尚虚名并最终会导致各种不良连锁反应的冒失之举。
沟通中，一部分家长被小范围谈话，校方称如果确实不满意这样的调整，可以选择让孩子转学，过去交过的赞助费，可以退还。这让门外聚集的家长议论纷纷，柯静说她听到有家长声称自己曾交了15万元赞助费。“有人就起哄说，如果学校继续这么对待大家，就把赞助费这事儿彻底掀开了讲！”
让家长们产生巨大狐疑的是，今年秋季新招的一年级，比以往整整多出了两个班，人们怀疑这其中多为交钱入校的择校生。
受争议的并校
7年前，人大附小刚从旧址迁往蓝靛厂路，成为世纪城社区的配套学校，校舍规模和招生人数也实现了第一次“扩张”。而今年将银燕小学纳入旗下，则是其建校“58年来在北京首次开疆辟土办分校有了一个新校区”。
其实，家长们表述的“并校”并不准确，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燕小学是被交给人大附小托管，初步确定的托管期限为20年，这件事早在年初既已确定，5月份时开始了实质操作。原银燕小学42名教师、639名学生及划片区和共建单位，也均被人大附中接纳。
“家长呼吁，人大代表提议，加上教委也在考虑优势教学资源平衡的问题，所以就有了这个先行的尝试。”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私下认为，这一尝试其实有点像“好饼摊大，人人有份”，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平衡，进一步消除难以禁绝的择校费、赞助费。
但这一说法遭到一位原银燕小学老师的质疑，这位不愿具名的老师称，并校最大的推动力，即来自人大附小方面，而银燕小学过去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并校，但无奈最终教委被人大附小方面说服。
“人大附小的优势在于名声大，招生好，但由此判定优劣，那得用多么功利化的标准啊？如果教学质量是天天发短信，逼着家长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那这样的教学质量也不应该归功于这个学校。”这位老师称，二者如果一定要比个高下，那么应该从对学生的提升度进行比较，从教学理念上比较，而不是谁更多被媒体宣传。
记者就并校过程向原银燕小学校长卓建忠求证时，对方仅以“两个学校的教学理念有差别，并校是区教委的决定”作答。
利益暗线交织
10月18日，一位自称曾在2009年通过交赞助费送孩子入读人大附小的家长，致电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希望能够像当年一样，通过给这个基金会捐款，为朋友的孩子换一条进入人大附小就读的捷径。
“这个办法现在行不通了，你要不还是试试可靠的关系，或者走共建这个路，找个单位没准儿可以成。”工作人员告诉他。
据这位家长介绍，择校费在过去几年中有多个变化：首先名称从最初的择校费变为赞助费，之后又变为共建费。其区别在于，最初的择校费是个人直接对学校或教委的；但之后的赞助费有了固定的账户，一般小学为教委的某个账户，但像人大附小这样高校下属学校，则会把钱“捐”到其校属基金会账户中；共建费则是需要通过单位或企业出面，开具公对公支票，双方签署协议，然后孩子作为单位或企业的子弟进入学校就读。
这一系列变化背后，其实“择校费”的本质并无变化，即交钱上学。但这样操作上的改进却对学校而言更为安全，也从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违规违纪风险。
“最关键的就在这里，虽然学校要报招生计划，但报多少完全是不为人所知的，比如他报了700个，但实际上符合条件的只有600个，那空出来的100个就完全可以私下收取费用。”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社会中普遍认为择校生是超出计划招生数之外的学生，这实际是一种误解。
而原银燕小学一位教师称，人大附小与银燕小学很大的区别在于：过去在银燕小学，家长的择校费需要交到区教委的专门账户上，之后部分返给学校；而人大附中则交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之后部分返给学校。“现在教委这边已经不再返给学校了，但人大那边听说还有返给学校的钱。”
人大附小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班级共有40余名学生，其中择校生有3、4人，缴纳的变相“择校费”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择校费确实逐年在涨。”该老师表示。
该老师还向记者透露，学校目前有教职工约300人，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教师属于“编外”，也就是合同工。据介绍，该校编制内、编制外教师之间的工资、福利水平相差不多，但编制内教师的工资由人大发放，而编制外教师的工资市教委、海淀区教委并不负担，主要来源就是“择校费”。
记者从9月3日起，多次致电人大附小校长郑瑞芳，但对方均未接听。记者就该问题向人大附小的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求证时，对方以“已经过了招生时间，不接受咨询”为由谢绝。
前述原银燕小学教师认为，如果说人大附小现在仍存在将共建费部分返还学校的情况，那么这种类似于“提成”的金钱，可能也是其扩张的动力之一。海淀区负责小学招生的工作人员则声称，区教委与人大附中的关系仅为业务指导，在其招生方面并不具备太多话语权。
据了解，人大附小每年会在5月份时即开始对招生划片范围内适龄入学儿童展开调查，通过各居委会上报数据后，制作招生计划呈报海淀区教委。但实际招生中，人大附中还会贴出通知，限定房产证日期以阻止有人突击购买学区房入学，当然，这一条件也出现在其他知名小学招生的要求中。
记者试图从其所在曙光街道办、曙光派出所及划片内各居委会查询今年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但均遭拒绝，而海淀区教委则以领导在外不便请示为由未予提供。
据北京市教委、财政局、统计局、发改委、科技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本市2011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公告》，去年，北京地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627.73亿元，占全市GDP值16000.4亿元的3.92%。普通小学每个学生平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8494元。
而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透露，海淀区近年来在教育方面投入高于这一数据。人大附小虽然作为人民大学附属学校，但根据相关法规，对其投入均与其他学校无异。
9月5日上午，人大附中校长出面，向家长承诺，会进一步完善银燕校区，五年级整体仍留在本校区，将会把艺术课教室改做各班级教室。于是，原来的银燕小学校园里，除了偶尔前来上音乐课的班级外，平时空无一人。
本报记者孟庆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调查二
大兴郁花园小区：为什么不能上名校
郝成
10月18日清晨，近百名大兴区郁花园小区业主，因不满过去十年将其“划片”归属一所私立小学——大兴区星星学校，而无缘一路之隔的公立小学——景山学校，聚集在大兴区政府门口讨说法。这是过去两个月来最为“热烈”的一次沟通，而这些小区业主们的追问已经持续了4年。
当天，沈杰和近百名家长在大兴区政府门前打出横幅：“我们为什么不能上景山学校！”
他们所说的景山学校，实为景山实验小学大兴学校，与他们所在的郁花园小区仅一街之隔。北京景山学校是全国和北京市重点学校。这所小学2011年建成投入使用，目前郁花园三里的孩子可以前往就学，郁花园一里和二里的孩子却不能就读。之前，这个小区划片小学为星星小学。那是一所私立小学，前后更换过三个名称：北京市海淀区星星学校、北京市海淀区崛起实验学校、北京市大兴区星星学校。
目前北京在小升初工作中采取电脑配位，即学籍在哪里即将该学生派到相应学籍区的初中就读，由于星星学校最初在海淀区注册，这直接导致在大兴区郁花园上学的孩子，拥有的是海淀区学籍，他们小学毕业后，如果不花择校费就近就读，就会被电脑配位到海淀区的某个初中就读。
沈杰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完成整个小学六年，但毕业时却发现学籍居然在海淀——这意味着如果孩子要上公立学校，就得到海淀去。“而且海淀那边对应的初中是一些特别偏僻的学校。”最终，他只能花钱把孩子送到就近的学校就读。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2001年郁花园建成时，大兴区引进社会力量办学，来解决这个新建小区的就学问题。于是便和星星小学股东方面签订15年协议，大兴区教委亦将郁花园划片归属星星小学。
据《北京教育(普教)》2010年05期上刊载的信息，星星学校隶属于北京君谊·星星教育集团。该企业董事长陈媛媛去年曾获得某媒体颁发的“2011年最具品牌影响力教育集团”奖项。而一份其担任法人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陈媛媛在2006年4月在大兴注册了“北京君谊·星星教育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10万元。
家长们从2008年开始维权，认为教委将整个片区划归一所私立小学不符合规定，而应该给划片归属一个公立小学。“选择私立小学是人人都有的权利，不需要划片，划片就应该是为了分配公共资源进行。”
在家长持续追问下，2011年星星小学提出在学校内设立“公立班”，即对符合划片的孩子施行与其他公立学校相近的收费标准。但沈杰带着女儿去报到时，学校却又以报“公立班”只有他一个为由，将孩子放入混编班，学费打了个折扣：相比其他人一学期8000多，他只交了2300元。
也是在2011年，大兴区教委又将一所公立小学兴海学校变为郁花园划片所属小学。而家长则指出这不符合相关文件：兴海学校距郁花园已经超过三公里，且孩子上学要穿过城市主干道五环路。
在10月15日大兴区教委给沈杰他们的答复文件中，对于为何划片中没有将郁花园一里和二里划归景山学校写道：“以街区规划、尊重历史、相对就近原则划定了招生范围。”
有趣的是，文件中对于将星星小学的招生范围确定问题，出现这样的字句：“该学校于2001年由西红门镇政府引进社会力量办学并经原大兴区教育局审批成立。”
沈杰说其实大家并不想真的把星星学校赶走，他认为这样的私立学校存在有其市场需要，但重要的是，他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去生存，而不是绑着公共资源前行——划片问题就是把孩子选择公立学校的权利私授给了星星学校。
一个难以求证的说法是，星星学校最初与西红门镇政府签约时，星星学校要每年给政府15万元。但根据教育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承担义务教育的学校，是可以从教委每年按照招生数量获得相应资金支持的。沈杰他们正试图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来为星星学校和政府算清这笔账。
大兴区教委工作人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一切都是因为景山学校这所知名小学入驻带来的，“家长们眼红嘛”。
另外，有星星学校职工告诉记者，明年学杂费将从一万元涨至12000元。
背景
北京中小学撤并潮
近年来，北京市的中小学一直处在缩减、撤并的状态。在北京市最初的撤并举措中，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办学相对有困难的中小学是重点撤并对象。2003年开始出现一轮大的撤并潮，据2003年官方数据，当年秋季开学时，既有100余所中小学关门谢生。而2004年初市教委又提出再撤100所中小学的目标，2005年时更规划出到2008年撤并400所中小学的目标。
但这一轮撤并主要针对远郊区出现的人口减少、生源减少而展开。2008年后，义务教育的均衡问题被提上日程，主要探讨如何将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家庭，目前较为认可的办法即通过知名小学托管其他学校。如人大附小对银燕小学的托管。
撤并潮的原因在各地都几乎一致：生源减少。但另一个制衡问题也随即显现：对于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撤掉学校，往往意味着孩子无法就近上学，而是要走上很远才有学校。也因此，像新疆等地出现反复，即撤了某个学校后，因地理原因，孩子无法实现就近上学，于是再次恢复被撤并的学校。
撤并之举也为政府部门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带来了全新变化：由于学校数量减少，投入各个学校的资金开始大幅度增加。因此，也是在撤并的过程中，许多留下来的学校开始大规模改进硬件条件。
城市中，撤并逐渐演化为一场类似市场竞争的淘汰赛，知名度大的学校往往成为胜出者。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人口仍在增长，生源依旧旺盛。于是占有较多划片的知名学校进一步增强择校费收入。这成为社会诟病的主要问题。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先前发布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
而“择校费”也在近年开始演变。首先名称从最初的择校费变为赞助费，之后又变为共建费。
记者观察
名校扩张：盛名之下的隐忧
郝成
近年来，知名中小学校扩张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详细列出其地点的话，便很快可以找出一些规律：均为发达城市，当地经济增长迅速。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快速向前的时代里，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似乎在增加。
据知情人透露，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在这次人大附小扩张时，曾透露有想法将中小学部分进一步做大，从而实现教育集团化发展。
但热闹之下，那些打着均衡教学资源名目的名校扩张，究竟是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变得更亲民了，还是变得更难以接近了？而这一变化之下，教育质量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如果说人大附小迁至世纪城，是与地产商你情我愿不谋而合的话，那么在其他城市上演的一系列知名小学扩张之举，却将背后的利益牵扯显露无疑：昆明六所知名小学联手入驻新区；沈阳一新建小区将附近小学迁入后却又挂上了另一个名小学的牌匾；合肥媒体统计发现当地知名小学几乎每个都有2个至8个分校，均位于新建成小区……
与此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多花花绿绿的售房广告上，名校的信息像一个固定印章，醒目地招摇着。多地教育部门则在经历太多这类情况后，向媒体倾吐实情：开发商在开工建设时，便已经和当地政府谈下条件，要求政府部门牵线将一些知名小学的资源向其所建小区倾斜。
这一要求的具体做法，则完全像知名商业品牌推广一样进行：要么像开直营店一样开个分校，要么把名校的牌匾授予这个小区。当然，挂牌的游戏太容易被看穿，近年来较少应用，更多的时候，开直营分店成了扩张的主要方式。
“这是一个多方受益的利益链。学校可以借名气挣到更多钱，像北京，不少新小区的购买者并非北京户口，那学校可以择机收取择校费；开发商因为小区里有名校而可以抬高售价；地方政府则可以在这过程中省去完全新建一所小学、配备软硬件的繁琐和其中一部分投入。”知情人透露，在这样的利益共享中，开发商甚至会乐意掏腰包给学校一部分资金。
而之后发生的，却往往像北京世纪城一样的情景：不明就里的购房者从炒房客那里买到房子后，发现根据名校招生条件，这个房产本并不达标(有购房时间上的限制)，于是不得不掏腰包花钱让孩子入读。
一位人大附小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他孩子的班主任在一次例行家长沟通中，给她描绘了一个宏大的愿景：人民大学内部有声音希望借助当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将中小学进一步做大，做成一个教育集团的规模。
“我当时就震惊了，这是要通吃啊！做集团化，不就是产业化吗？那你现在并校、扩张哪一项不是充分利用了公共资源进行的。你要做成国外的贵族学校吧？”她认为，产业化只应该由私立学校来进行，公立学校绑着公共资源进行，不只是市场与行政的畸形合作，也会伤害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公立学校应有的最大可能的公众性、亲民性。
让业内人士担心的是，名校扩张后，划片也在合并，最后导致一个学校把控很大一块划片，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公共资源垄断。如果再从中对孩子筛选，收取择校费，那将彻底让义务教育变得畸形起来。
记者试图就教育集团化传言向人大校办求证，工作人员声称那只是出现在一些会议讨论中的建议而已，并无实质进展。
访谈
“不要让好学校拥有无限资源”
孟庆伟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内均衡发展，“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
两年过去，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虽然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但择校问题依然屡禁不止，尤其在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一线城市。“择校费逐年在涨。”
择校为何难治理？当前的教育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立学校为主的教育体制，是否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无限大？
针对以上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褚宏启。
择校实为择师资
择校并不是一个消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鼓励学校间竞争。但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相对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择校热”、“择校难”问题？择校为何难治理？
褚宏启：因不同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和社会生态存在差异，各个地区的表现不太一样，北京尤其热。一方面，北京好学校全国最多。此外，北京人口阶层结构的特点是官员多，行政官员的数量非常庞大，都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这些人的社会资源又比较丰富，这也是目前择校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择校是有条件的，非富即贵，当然，中产阶层也择校，但相对难度较大。
熊丙奇：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够，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只能收取择校费，获得“办学资金”。对此政府也是默认的，因为教育部门要和学校分成。
另一方面，家长不能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在国外，家长委员会的权利包括聘任学校校长、决定重要经费的使用等。而在我国，虽然教育部要求中小学、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但这个家长委员会更多是摆设、工具，不是真正按照民主选举和独立运行的机制产生和运作，不能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这就使得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体系中无法获得保障。
《中国经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教育资源完全一样了，就不会有择校的问题存在。你怎么看？
褚宏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学校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达到。就像美国也有择校，而且鼓励择校。而我国的最好学校是公立学校，这是不一样的。
目前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上下了很大力气，通过办教育集团、“手拉手”等使学校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即使差距缩小，择校依然会存在，只是从范围、程度上有所减轻。
择校并不是一个消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鼓励学校间竞争。但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相对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良性竞争，有利于学校的健康发展。而目前我们的情况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这就导致好学校越来越好，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
实际上，重点校、名校，都是政府培植起来的。过去政府将教育资源向好学校倾斜，现在政策在转变。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择校问题会得到缓解，但我不认为将来择校问题会消失。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解决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褚宏启：教育不均衡主要因素在于师资不均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择校其实就是择老师。
对此，政府应该拿出更多的资金加强教师的培训，特别是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壮大优秀师资队伍，否则光靠名校教师出去流动，总量还是没上去。
此外，制定全市统一的工资标准，对财政较差的地区，政府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对农村教师，在评职称等方面给予倾斜，和城镇教师享受一样的待遇。
政府责任不是无限大
相反，政府在参与学校办学、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上干预过多，目前政府投入不足，依法监管不到位，对留守儿童的救济不够。
《中国经营报》：在义务教育中，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褚宏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不要让好学校有无限的资源。
我国的学校以公立为主，这样的话，老百姓希望政府举办优质公立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责任，就变成了一种无限责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际上，政府的责任是保底线，即让适龄儿童都能上得了学，而且学校达到一定标准。但是现在家长恨不得所有的小学都是实验二小，所有中学都是四中、人大附中，这不现实。
目前择校问题有些“离谱”，这跟家长不正确的观念有一定关系。孩子就近入学，我觉得未必就比在名校差多少。小学阶段对孩子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家长太焦虑。都是一个孩子，都希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学校、家长都要有一颗平常心。
熊丙奇：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无非是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监管依法办学、支持救济贫困家庭。但目前政府投入不足，依法监管不到位，对留守儿童的救济不够。相反，政府在参与学校办学、对学校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上干预过多，使得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这就是目前的办学格局。
《中国经营报》：近几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地也有不同做法，比如名校成立教育集团、提倡对口帮扶等。如何评价这些做法？
熊丙奇：这些做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把薄弱学校圈进名校集团，实际上是贴牌式的学校联盟，如果办学质量的差异没有消除，联盟之内还会有好学校、差学校之别，就好比学校内的重点班和平行班。这种均衡是得不到社会支持的。
说简单点，把北大的牌子贴在其他学校，是不是其他学校就真的成了北大？这是不现实的。
无论是成立名校集团，还是提倡对口帮扶，实际上都是盘活现有的义务教育资源，而不是增加新的教育资源。盘活也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这不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亟待改变
我国教育拨款中，一直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造成拨款总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这就导致1993年我国政府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认为要真正实现义务教育均衡，最核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熊丙奇：根本是政府部门一定要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要转变资源配置的模式，让所有学校的办学条件一致。但目前很多地方不愿意改变行政投入，或者不愿意改变既有的资源配置模式，结果是不能根本实现义务教育均衡。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县乡财政为主的保障机制，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大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县乡财政依旧占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由于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的财力不同，这种保障机制直接导致了县县之间、乡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在现有的升学教育模式下，地方政府必然围绕高考升学率和名校率来配置教育资源。
这种配置资源的模式，在当前的经费保障机制下，体现得更明显。一般来说，高考升学率的竞争，是在县与县之间展开的，为争取更多名校录取名额，提高高考升学率，一县必定集中优质资源打造本地的好高中，随之而来的是必然有好初中、好小学与之对应。这也就是国家虽明确要求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但各地还是有重点校的原因。
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也是一样，同样是区县财政保障义务教育资源，而区区之间的财政是有差别的。所以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首先就必须打破这样的保障机制，实行教育资源的省级统筹，否则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只能做表面文章。
我国教育拨款中，一直缺乏一种合理的机制，造成拨款总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这就导致1993年我国政府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目标迟迟未能实现。教育拨款委员会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其中，决定教育投入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依照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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