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高层换血完成 “牛根生系”套现脱壳
2012-08-13 15:05:43 来源：网易 评论：0 点击：
“牛根生系”金蝉脱壳
2012年7月31日，杨文俊谢幕。作为最后一个留守蒙牛的原创始团队的高管，他的离开，或许意味着蒙牛至此已经彻底告别从前的自己。
从当年“空手套白狼”建立与伊利并驾齐驱的乳业帝国，到立誓“打造百年老店”，再到“三聚氰胺”及其后一系列产品质量及商业运作丑闻，从“绝不减持蒙牛股票”到如今与蒙牛再无瓜葛，牛根生一手打造的“蒙牛传奇”称得上是中国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长片。
而今，随着央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及欧洲最大乳企爱氏晨曦（ARLAFoods）成为蒙牛乳业（02319.HK）最大的两个股东，蒙牛身上的“牛氏印记”也在一步步淡化，正步入一个新时代。
而依次离开的原蒙牛元老们，除了隐匿在慈善背后的牛根生之外，则纷纷在乳业开辟了新的战场，一个新的“蒙牛系”战队呼之欲出，似乎正要上演一出新的大片。
高层换血完成
连任6年蒙牛总裁的杨文俊的离开其实早有先兆。2012年4月，中粮集团旗下中粮地产原副总经理孙伊萍空降接替杨文俊成为蒙牛乳业总裁兼执行董事。
2009年7月，中粮联手厚朴基金收购蒙牛乳业20%的股份并成为其最大股东之时曾承诺：三年内不插手蒙牛的经营。如今三年之约刚到，中粮即果断出手，足见其改造蒙牛之心切。
蒙牛公告称，“在杨先生及团队的管理下，本集团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业务已上轨道，杨先生认为是时候辞去本公司董事一职，以求可发展其个人事业。”
“这已经给足了杨文俊台阶，无论如何，在这几年间他都应该为蒙牛发生的所有食品安全问题负一定的责任，无论是他还是牛根生或者是其他高管的离开都是如此。”一位接近蒙牛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
“当年如果不是中粮出手，蒙牛早岌岌可危了。牛根生选择央企背景的企业来接手蒙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曾将蒙牛拖入巨大的资金链危机。其2008年财报显示，当年亏损9.24亿元人民币，超过其2007年全年利润，与此同时，其股价也一路狂泻。
2008年11月，在一个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称公司遇到严重的资金问题，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并一度激动落泪，而在会后，牛根生还写就了那封流传甚广的“万言书”。此举得到了包括联想的柳传志、新东方的俞敏洪及中海油的傅成玉等人的支持。
尽管当时中粮并未现身，但牛根生所宣传的“蒙牛危机”却成为二者合作的催化剂。
“从这个合作带给双方的利益来说，蒙牛获得的远比付出的大得多。食品安全问题已令市场对蒙牛的信任度大跌，品牌形象也严重受损，并引发了经营风险。”王丁棉认为。
就在中粮入主蒙牛前夕，蒙牛闹出了另一桩丑闻。2009年2月，蒙牛被指特仑苏添加剂OMP不合法，经卫生部等六部委组织专家研讨认为，尽管该产品不会伤害人体健康，但未经卫生部批准而添加OMP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并擅自夸大宣传产品功能。
在中粮入主之后，从财务数据上来说，蒙牛渐渐恢复了元气。蒙牛乳业财报显示，2009年其全年利润约为12.2亿元人民币，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而2010及2011年两年的利润分别为13.6亿元及17.9元亿人民币。
这并不代表蒙牛的品牌形象也恢复如前。尽管输入了央企的血液，以销售导向战略野蛮生长的蒙牛依然保持着在产品质量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严重缺陷。
据不完全统计，以下为“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涉及的一些食品安全案例：
2010年4月，陕西周至县马召镇18名学生饮用蒙牛核桃奶后食物中毒；2011年4月22日，陕西榆林市700多名小学学生喝完蒙牛学生奶后食物中毒；2011年11月，广东省工商局第三季度雪糕饮料食品质量监测中发现蒙牛12个批次的雪糕被查出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超标；2012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在对液体乳产品进行的抽检中，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致癌物黄曲霉素M1超标140%。
这自然会令身为央企、当以社会责任为重的中粮感到难堪。2012年3月底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企业发展一定要以质量为最首要考虑，其次才是规模、盈利等，因此他不满意蒙牛过去3年的表现。”
再造蒙牛之困
“要想改变蒙牛的基因必须从换高层开始，否则即使中粮有什么意图也执行不下去。从这三年的发展可以看出，蒙牛与以前毫无区别，仍然是靠砸下巨大的营销广告费用来维持市场份额，就是这种无序扩张使奶源供应紧张，从而成为三聚氰胺事件的推手之一。”王丁棉说。
2012年6月15日，蒙牛又引入了一位新股东，欧洲最大的乳品企业爱氏晨曦（ARLAFoods）。在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多位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蒙牛与爱氏晨曦在哥本哈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后者以22亿港元入股蒙牛，持股约5.9%，成为继中粮之后的第二大战略股东。
爱氏晨曦并不单是入股，还将在未来逐步参与到蒙牛的管理中去。
“与爱氏晨曦的合作无疑将为蒙牛在奶源管理、质量可追溯及产品研发等各方面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宁高宁在解释这个合作时表示。
与此同时，蒙牛却又爆出一桩丑闻：一位西安的大三学生的一篇《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实习记录》揭露了蒙牛代工厂脏乱差的真相。
面对此事，孙伊萍展现了新蒙牛的新作风：快速应对，坦率认错。这与蒙牛过去拒不认错、推诿责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的蒙牛，我希望是非常开放透明的，跟社会各界达成很好的共识和沟通。”孙伊萍强调。
在上任100天之际，孙伊萍曾举行了一次投资者会议，制定出了蒙牛的四大方向改革：加强与中粮集团及爱氏晨曦的合作；增加自设牧场比重，及要求合作伙伴把生产程序标准化；增加销售点的渗透及品牌推广，优化销售模式；引入系统化管理平台。改革的重心在于解决蒙牛以往的食品安全痼疾，重塑健康的品牌。
在具体措施上，孙伊萍砍掉了1.5吨以下的小奶站，并关停了300家代工厂。
“蒙牛最大的问题是粗放的经营方式，必须要改变它的经营理念。我认为孙伊萍首先要补课，因为乳业和中粮的其他产业不同，她对乳业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东方艾格高级乳业分析师陈连芳对本刊记者表示。
而中粮对百年历史、拥有成熟经验的爱氏晨曦将给蒙牛带来的新基因寄予了厚望。爱氏晨曦副总裁LillieLiValeur曾表示，会将其150年经验之精华“Arla花园”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教给蒙牛，使其奶源质量得到保障。
当被问及未来将如何参与管理时，爱氏晨曦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副总裁FredeJuulsen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获得两名董事席位就是第一步。”事实上，中粮也是花了三年时间才接管蒙牛，爱氏晨曦尽管急于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但也不可能很快就能在蒙牛有所作为。
尽管蒙牛在中国名声并不好，但爱氏晨曦并不介意，FredeJuulsen告诉本刊记者，“我相信蒙牛是个前景很好的公司。我们与蒙牛的合作是为了保障其获得持续的增长及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蒙牛乳业2011年财报显示，其液态奶收入占集团收入90.1%，市场份额仍居中国第一，而净利润率提升至4.3%。蒙牛的新管理层预期蒙牛可以达到10%至12%的复合年增长，并进一步提高市占率。
这或许是中粮及爱氏晨曦的信心所在。
套现轨迹图
对于牛根生及其他蒙牛高管来说，尽管最后没能保住这个自己创立的公司，但他们离开是体面的，并从股票中大赚了一笔。
牛根生曾在立志将蒙牛打造成“百年老店”时信誓旦旦地说永不减持蒙牛股票，但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开始不断套现。2005年1月12日，“老牛基金会”正式创立，而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声称将把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而其配偶及子女不得继承。此外，他还将自己名下的股票收益的51%捐给了老牛基金会。
然而，从三聚氰胺事件前后，蒙牛高管套现就已见端倪。
最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前的一个月，即2008年8月，似乎是察觉出了异样，蒙牛的股东，牛根生控股的金牛、银牛两间公司就在公布中期业绩前套现12.6亿元，持股量合降至16.42%。此后一个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蒙牛全面陷入危机。
2009年7月，蒙牛与中粮完成交易之时，牛根生通过老牛基金会套现9.55亿港元，称要用作“投资慈善的本钱”。
其后，牛根生与蒙牛创始团队控制的金牛、银牛、信牛等一致行动人联合公司不断减持蒙牛股票。根据蒙牛乳业2010年年报，信牛、金牛、银牛、牛根生以及其他管理层签订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占公开发行股票的比例为8.29%。
2011年7月，中粮进一步增持蒙牛股份，而此次获得的股权主要来自蒙牛创始团队，共计7.9%。由此可算出，牛根生及其创业团队的持有的蒙牛股份已经所剩无几。而在蒙牛上市时，牛根生控制的一致行动人曾经拥有蒙牛50%左右的投票权。
联交所股权资料显示，牛根生又于2011年12月24日减持蒙牛约6878.1万股持股，同日有多名股东作相同申报。
《每日经济新闻》曾有统计，从2004年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蒙牛创始人先后套现超过120亿港元。
魅影军团
随着牛根生隐退在老牛基金会的幕后，一班创业元老们也相继离开蒙牛，而乳业领域则多了几家蒙牛系的企业，就像暗暗布下的几枚棋子，并一如蒙牛当年野蛮生长。在他们的背后，牛根生及老牛基金会的身影若隐若现。
最先进入公众视野的是现代牧业。现代牧业的创始人邓九强是原蒙牛副董事长。2008年5月邓九强正式离开蒙牛，2008年7月，他就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接管了现代牧业。而在此之前，邓九强在现代牧业的身份一直是隐匿的。
在成立之初，现代牧业打着蒙牛的旗号到各地政府寻求资源，许多人甚至认为现代牧业是蒙牛集团旗下的企业。实际上，现代牧业和蒙牛可以确认的紧密关联是一份2008~2018年为期十年的奶源供应合同，合同保证了十年之内蒙牛都会是现代牧业的最大客户，将收购其产量的70%，而剩下30%现代牧业可以自由支配，除了给蒙牛的两大竞争对手之外。
但在现代牧业背后，还闪现着牛根生的身影。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成立了“老牛创投”负责运作一只主要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基金，现代牧业就是其最广为人知的手笔。有意思的是，“老牛创投”后来悄无声息地注销了。在上市之前邓九强接连引入的投资中，除了KKR、鼎晖,还有Brightmoon这个陌生的名字。资料显示，Brightmoon属于成立于2010年7月的恒鑫信托公司所有，而牛根生为该信托的财产授予人。
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十数个“万头牧场”并于2010年11月在香港闪电上市后，现代牧业就开始极力淡化与蒙牛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发展自己的加工业。
“虽然现在从规模上来说，现代牧业自己的液态奶产品跟蒙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未来如果发展壮大，势必将与蒙牛争夺奶源，要知道，那时它与蒙牛已毫无瓜葛。现在蒙牛一定也感觉到了奶源危机，所以才会把自建奶源基地放在一个首要位置上。”前述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另一家企业是由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创立的圣牧高科。这家以内蒙为基地的企业原本也是做奶牛养殖企业，并曾是蒙牛的供应商，然而后来，圣牧却将自己的品牌打造成有机奶专业生产商，并将产自自有牧场的高端有机牛奶作为其主打产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圣牧并没有将自己单纯定位于乳业上游养殖业，而是在终端产品上。换句话说，圣牧高科在未来也有可能对蒙牛形成威胁，至少在高端奶方面。
与这二者相比，前蒙牛集团副总裁、蒙牛创始人孙先红操控的蒙草股份与乳业并无关系，但其共性是明显的：由蒙牛高管创办或参与资本运作、公司多名中高层来自蒙牛、惯于整合政府资源、短期内将公司运作上市。
目前蒙草股份正在冲刺IPO，而2011年有消息说圣牧高科也在运作上市。
尽管消息并不确切，但45岁的杨文俊离职后也有可能在乳业创业。
“这些高管拿着从蒙牛套现的钱开始大玩资本游戏，或许背后也少不了牛根生的推手，他最终没能做出百年老店，但是依然在不断创造蒙牛式的资本神话。”前述业内人士说。
2012年7月31日，杨文俊谢幕。作为最后一个留守蒙牛的原创始团队的高管，他的离开，或许意味着蒙牛至此已经彻底告别从前的自己。
从当年“空手套白狼”建立与伊利并驾齐驱的乳业帝国，到立誓“打造百年老店”，再到“三聚氰胺”及其后一系列产品质量及商业运作丑闻，从“绝不减持蒙牛股票”到如今与蒙牛再无瓜葛，牛根生一手打造的“蒙牛传奇”称得上是中国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长片。
而今，随着央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及欧洲最大乳企爱氏晨曦（ARLAFoods）成为蒙牛乳业（02319.HK）最大的两个股东，蒙牛身上的“牛氏印记”也在一步步淡化，正步入一个新时代。
而依次离开的原蒙牛元老们，除了隐匿在慈善背后的牛根生之外，则纷纷在乳业开辟了新的战场，一个新的“蒙牛系”战队呼之欲出，似乎正要上演一出新的大片。
高层换血完成
连任6年蒙牛总裁的杨文俊的离开其实早有先兆。2012年4月，中粮集团旗下中粮地产原副总经理孙伊萍空降接替杨文俊成为蒙牛乳业总裁兼执行董事。
2009年7月，中粮联手厚朴基金收购蒙牛乳业20%的股份并成为其最大股东之时曾承诺：三年内不插手蒙牛的经营。如今三年之约刚到，中粮即果断出手，足见其改造蒙牛之心切。
蒙牛公告称，“在杨先生及团队的管理下，本集团持续发展，并成为中国乳制品行业的领导者之一，业务已上轨道，杨先生认为是时候辞去本公司董事一职，以求可发展其个人事业。”
“这已经给足了杨文俊台阶，无论如何，在这几年间他都应该为蒙牛发生的所有食品安全问题负一定的责任，无论是他还是牛根生或者是其他高管的离开都是如此。”一位接近蒙牛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
“当年如果不是中粮出手，蒙牛早岌岌可危了。牛根生选择央企背景的企业来接手蒙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2008年爆发的“三聚氰胺事件”曾将蒙牛拖入巨大的资金链危机。其2008年财报显示，当年亏损9.24亿元人民币，超过其2007年全年利润，与此同时，其股价也一路狂泻。
2008年11月，在一个企业家的聚会上，牛根生称公司遇到严重的资金问题，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并一度激动落泪，而在会后，牛根生还写就了那封流传甚广的“万言书”。此举得到了包括联想的柳传志、新东方的俞敏洪及中海油的傅成玉等人的支持。
尽管当时中粮并未现身，但牛根生所宣传的“蒙牛危机”却成为二者合作的催化剂。
“从这个合作带给双方的利益来说，蒙牛获得的远比付出的大得多。食品安全问题已令市场对蒙牛的信任度大跌，品牌形象也严重受损，并引发了经营风险。”王丁棉认为。
就在中粮入主蒙牛前夕，蒙牛闹出了另一桩丑闻。2009年2月，蒙牛被指特仑苏添加剂OMP不合法，经卫生部等六部委组织专家研讨认为，尽管该产品不会伤害人体健康，但未经卫生部批准而添加OMP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并擅自夸大宣传产品功能。
在中粮入主之后，从财务数据上来说，蒙牛渐渐恢复了元气。蒙牛乳业财报显示，2009年其全年利润约为12.2亿元人民币，已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而2010及2011年两年的利润分别为13.6亿元及17.9元亿人民币。
这并不代表蒙牛的品牌形象也恢复如前。尽管输入了央企的血液，以销售导向战略野蛮生长的蒙牛依然保持着在产品质量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严重缺陷。
据不完全统计，以下为“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涉及的一些食品安全案例：
2010年4月，陕西周至县马召镇18名学生饮用蒙牛核桃奶后食物中毒；2011年4月22日，陕西榆林市700多名小学学生喝完蒙牛学生奶后食物中毒；2011年11月，广东省工商局第三季度雪糕饮料食品质量监测中发现蒙牛12个批次的雪糕被查出菌落总数及大肠菌群超标；2012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在对液体乳产品进行的抽检中，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致癌物黄曲霉素M1超标140%。
这自然会令身为央企、当以社会责任为重的中粮感到难堪。2012年3月底中粮董事长宁高宁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企业发展一定要以质量为最首要考虑，其次才是规模、盈利等，因此他不满意蒙牛过去3年的表现。”
再造蒙牛之困
“要想改变蒙牛的基因必须从换高层开始，否则即使中粮有什么意图也执行不下去。从这三年的发展可以看出，蒙牛与以前毫无区别，仍然是靠砸下巨大的营销广告费用来维持市场份额，就是这种无序扩张使奶源供应紧张，从而成为三聚氰胺事件的推手之一。”王丁棉说。
2012年6月15日，蒙牛又引入了一位新股东，欧洲最大的乳品企业爱氏晨曦（ARLAFoods）。在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多位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蒙牛与爱氏晨曦在哥本哈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后者以22亿港元入股蒙牛，持股约5.9%，成为继中粮之后的第二大战略股东。
爱氏晨曦并不单是入股，还将在未来逐步参与到蒙牛的管理中去。
“与爱氏晨曦的合作无疑将为蒙牛在奶源管理、质量可追溯及产品研发等各方面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宁高宁在解释这个合作时表示。
与此同时，蒙牛却又爆出一桩丑闻：一位西安的大三学生的一篇《我在内蒙古的十天--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实习记录》揭露了蒙牛代工厂脏乱差的真相。
面对此事，孙伊萍展现了新蒙牛的新作风：快速应对，坦率认错。这与蒙牛过去拒不认错、推诿责任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的蒙牛，我希望是非常开放透明的，跟社会各界达成很好的共识和沟通。”孙伊萍强调。
在上任100天之际，孙伊萍曾举行了一次投资者会议，制定出了蒙牛的四大方向改革：加强与中粮集团及爱氏晨曦的合作；增加自设牧场比重，及要求合作伙伴把生产程序标准化；增加销售点的渗透及品牌推广，优化销售模式；引入系统化管理平台。改革的重心在于解决蒙牛以往的食品安全痼疾，重塑健康的品牌。
在具体措施上，孙伊萍砍掉了1.5吨以下的小奶站，并关停了300家代工厂。
“蒙牛最大的问题是粗放的经营方式，必须要改变它的经营理念。我认为孙伊萍首先要补课，因为乳业和中粮的其他产业不同，她对乳业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东方艾格高级乳业分析师陈连芳对本刊记者表示。
而中粮对百年历史、拥有成熟经验的爱氏晨曦将给蒙牛带来的新基因寄予了厚望。爱氏晨曦副总裁LillieLiValeur曾表示，会将其150年经验之精华“Arla花园”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教给蒙牛，使其奶源质量得到保障。
当被问及未来将如何参与管理时，爱氏晨曦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副总裁FredeJuulsen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获得两名董事席位就是第一步。”事实上，中粮也是花了三年时间才接管蒙牛，爱氏晨曦尽管急于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但也不可能很快就能在蒙牛有所作为。
尽管蒙牛在中国名声并不好，但爱氏晨曦并不介意，FredeJuulsen告诉本刊记者，“我相信蒙牛是个前景很好的公司。我们与蒙牛的合作是为了保障其获得持续的增长及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蒙牛乳业2011年财报显示，其液态奶收入占集团收入90.1%，市场份额仍居中国第一，而净利润率提升至4.3%。蒙牛的新管理层预期蒙牛可以达到10%至12%的复合年增长，并进一步提高市占率。
这或许是中粮及爱氏晨曦的信心所在。
套现轨迹图
对于牛根生及其他蒙牛高管来说，尽管最后没能保住这个自己创立的公司，但他们离开是体面的，并从股票中大赚了一笔。
牛根生曾在立志将蒙牛打造成“百年老店”时信誓旦旦地说永不减持蒙牛股票，但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开始不断套现。2005年1月12日，“老牛基金会”正式创立，而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声称将把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而其配偶及子女不得继承。此外，他还将自己名下的股票收益的51%捐给了老牛基金会。
然而，从三聚氰胺事件前后，蒙牛高管套现就已见端倪。
最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大规模爆发之前的一个月，即2008年8月，似乎是察觉出了异样，蒙牛的股东，牛根生控股的金牛、银牛两间公司就在公布中期业绩前套现12.6亿元，持股量合降至16.42%。此后一个月，三聚氰胺事件爆发，蒙牛全面陷入危机。
2009年7月，蒙牛与中粮完成交易之时，牛根生通过老牛基金会套现9.55亿港元，称要用作“投资慈善的本钱”。
其后，牛根生与蒙牛创始团队控制的金牛、银牛、信牛等一致行动人联合公司不断减持蒙牛股票。根据蒙牛乳业2010年年报，信牛、金牛、银牛、牛根生以及其他管理层签订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占公开发行股票的比例为8.29%。
2011年7月，中粮进一步增持蒙牛股份，而此次获得的股权主要来自蒙牛创始团队，共计7.9%。由此可算出，牛根生及其创业团队的持有的蒙牛股份已经所剩无几。而在蒙牛上市时，牛根生控制的一致行动人曾经拥有蒙牛50%左右的投票权。
联交所股权资料显示，牛根生又于2011年12月24日减持蒙牛约6878.1万股持股，同日有多名股东作相同申报。
《每日经济新闻》曾有统计，从2004年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蒙牛创始人先后套现超过120亿港元。
魅影军团
随着牛根生隐退在老牛基金会的幕后，一班创业元老们也相继离开蒙牛，而乳业领域则多了几家蒙牛系的企业，就像暗暗布下的几枚棋子，并一如蒙牛当年野蛮生长。在他们的背后，牛根生及老牛基金会的身影若隐若现。
最先进入公众视野的是现代牧业。现代牧业的创始人邓九强是原蒙牛副董事长。2008年5月邓九强正式离开蒙牛，2008年7月，他就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接管了现代牧业。而在此之前，邓九强在现代牧业的身份一直是隐匿的。
在成立之初，现代牧业打着蒙牛的旗号到各地政府寻求资源，许多人甚至认为现代牧业是蒙牛集团旗下的企业。实际上，现代牧业和蒙牛可以确认的紧密关联是一份2008~2018年为期十年的奶源供应合同，合同保证了十年之内蒙牛都会是现代牧业的最大客户，将收购其产量的70%，而剩下30%现代牧业可以自由支配，除了给蒙牛的两大竞争对手之外。
但在现代牧业背后，还闪现着牛根生的身影。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成立了“老牛创投”负责运作一只主要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基金，现代牧业就是其最广为人知的手笔。有意思的是，“老牛创投”后来悄无声息地注销了。在上市之前邓九强接连引入的投资中，除了KKR、鼎晖,还有Brightmoon这个陌生的名字。资料显示，Brightmoon属于成立于2010年7月的恒鑫信托公司所有，而牛根生为该信托的财产授予人。
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十数个“万头牧场”并于2010年11月在香港闪电上市后，现代牧业就开始极力淡化与蒙牛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发展自己的加工业。
“虽然现在从规模上来说，现代牧业自己的液态奶产品跟蒙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未来如果发展壮大，势必将与蒙牛争夺奶源，要知道，那时它与蒙牛已毫无瓜葛。现在蒙牛一定也感觉到了奶源危机，所以才会把自建奶源基地放在一个首要位置上。”前述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另一家企业是由蒙牛乳业前CFO姚同山创立的圣牧高科。这家以内蒙为基地的企业原本也是做奶牛养殖企业，并曾是蒙牛的供应商，然而后来，圣牧却将自己的品牌打造成有机奶专业生产商，并将产自自有牧场的高端有机牛奶作为其主打产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圣牧并没有将自己单纯定位于乳业上游养殖业，而是在终端产品上。换句话说，圣牧高科在未来也有可能对蒙牛形成威胁，至少在高端奶方面。
与这二者相比，前蒙牛集团副总裁、蒙牛创始人孙先红操控的蒙草股份与乳业并无关系，但其共性是明显的：由蒙牛高管创办或参与资本运作、公司多名中高层来自蒙牛、惯于整合政府资源、短期内将公司运作上市。
目前蒙草股份正在冲刺IPO，而2011年有消息说圣牧高科也在运作上市。
尽管消息并不确切，但45岁的杨文俊离职后也有可能在乳业创业。
“这些高管拿着从蒙牛套现的钱开始大玩资本游戏，或许背后也少不了牛根生的推手，他最终没能做出百年老店，但是依然在不断创造蒙牛式的资本神话。”前述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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