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科总经理熊群力：科技创新不能太功利
2012-07-18 11:23:04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独家高端领袖对话
科技创新不能太功利
高利润与科技创新
《英才》：中国电科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跟其他央企相比，利润率是比较高的，是因为来自军工的订单比较多吗？
熊群力：电科的高利润率主要在于它的科技含量，我们民品的利润率也在10%左右。目前民品业务初步形成安全电子、能源电子、软件与信息服务、先进制造和新型元器件等五大民品主导产业板块，多数板块的技术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英才》：你在中国电科和中国电子都担任过领导，怎么看这两家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熊群力：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原电子工业部的基础组建的，电子是以企业公司为主，电科以研究院所为主，现在看来，电科的利润率是比电子要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要强调科技创新？因为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附加值，才能获得高利润附加值。
我回到电科的时候，中央领导跟我谈话，说中国电科是国家在电子信息领域研发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你回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电科为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我想，这个“做贡献”，不仅仅是说我们搞自己的技术、把它变成产品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能够对产业、对社会产生辐射。
《英才》：中国电科每年的研发投入大约有多少？
熊群力：整个集团的研发投入大约为15%-18%，其中包括企业自筹和承担国家计划项目的科研经费。市场化与军民融合
《英才》：对科研院所的投资重点会在哪儿？
熊群力：我们会专门拨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放在基础前沿的研究上。现在研究机构也特别注重市场、注重效益、注重利润，但我觉得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离生产太近了。很多人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难道离得近不是好事吗？
是的，离得太近，科研的功利化倾向太强，会变成为生产、为利润而进行科研，虽然按照传统说法，这是“产学研”紧密结合；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对于前沿、基础的科研，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就会大幅减少，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
现在讲科技体制创新，我觉得其中一层含义是，把一部分科技力量和资源从现有的产业体系中适当地剥离出来，用于基础和前沿研究，不能太功利、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
《英才》：这类科研院所，与传统的院所有什么区别呢？
熊群力：会有一种可持续的体制、利益转换的机制，不让它们回到以前“关起门来搞科研”的老路上去。要适当地关起门来，就是要静下心来搞；但又不能完全关起门来，就是不能脱离这个市场、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我们毕竟是企业的科研院所，本质上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来奠定技术基础的。
《英才》：如何“不完全关起门”？
熊群力：院所的研究方向要符合国家和集团的重大发展规划，研究的东西，至少是能够看得出一定雏形的，不能太偏，不能是完全没有影的事情；在基础研究上，人员会更加开放，不一定非要是“我们的人”、像以前科研院所的“终生制”，可以探索一种松散的合作机制，人员不一定要到我这来，不一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但业务方向是我们把握，再有就是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仅限于我们的所属企业，也要向社会、向别的企业输送。并购与规模化
《英才》：电科过去的并购很少，今后会做吗？
熊群力：关于资金运作和资本经营，我们今后也会做。
《英才》：过去没有做并购，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目标吗？
熊群力：原因有很多。今后我们也不会为并购而并购，一定是围绕着主业来做的，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不会做任何跟自己主业无关的东西。另外，那些一般企业能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做。比如光伏太阳能，我们就主要做上游设备。
《英才》：就像你之前说的，不做大规模制造业？
熊群力：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制造业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跟别人合作，形成上下游关系，然后我们在下游产业参股。因为如果没有下游产业，上游也很难成型。像一些重大专项，研发搞了一个又一个，永远在研发状态，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工艺固化，否则就不能完全称之为产品。
《英才》：在光伏太阳能这块，去年美国的双反政策对电科的影响大吗？
熊群力：有一点影响。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起来。我们受的影响在行业里面是相对比较小的，而且我们今年2月已经开始略有回升，但整个行业其实并没有回升，复苏还有一个过程。只是因为我们掌握最上游，我感觉应该可以比较快地恢复。
《英才》：你对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熊群力：从长远来看新能源前景非常好，但短期内，它面临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还看不准，而光伏太阳能产品又是主要应用在欧洲和美国的，因为他们的补贴高，中国的新能源补贴是去年年底才出的，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化石能源占主体的国家。
首席科学家与激励政策
《英才》：电科有很多高端科技人才，对他们是否有股权激励？
熊群力：我并不太赞成把所有的激励都集中到股权制度上，股权激励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别的激励方式可以使用。
比如，很多年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制度，一个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进入生产，研究人员能够得到生产利润的分成。也就是说，你的研究成果跟最后的市场效益是挂钩的。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钱，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对于很多骨干人员，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事业平台。
《英才》：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是出于这个考虑吗？
熊群力：对。首席科学家不只是一个名誉，责、权、利都要到位。在你那个研究领域里，整个集团的发展规划、方向选择，经费、人员，都给你一定的空间。这对科学家来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英才》：国外很多企业里有首席科学家，但中国企业还是很少的。电科评选首席科学家，是参照国外的标准吗？
熊群力：我们自己制定的标准。但评委不只是我们自己人，还请了不少国内同行，各个领域的都有，科学院的、大学的、其他研究院所的。我们自己的评委只占到1/5。
《英才》：是什么触动你，让你想到要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的呢？
熊群力：我对这个企业很了解，如果去掉中间6年，我有25年在这里工作。在我眼里，中国电科最大的优势就是科研人员，怎么留住他们、怎么激励他们，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出口技术与引进技术
《英才》：电科在海外扩张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熊群力：主要是参与其他国家的重大系统工程建设，很多新兴国家我们都进去了。就像当年我们曾经希望发达国家把技术转移给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到非洲、中东，人家也不是完全要产品，而是希望我们能把技术转移给他们。另外，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有一些产品，甚至联合国(微博)总部的一些信息系统里都有我们的产品。
以前，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消化成产品，现在，可以把技术作为一种可以销售、可以盈利的业务形态，这跟原来讲简单的国际贸易完全不一样。
《英才》：作为军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熊群力：我们走出去是以市场化公司的形式。其实，西方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军工业务。只要我们提供的产品符合标准、做的工程通过认证，大多数市场都会接受的。
《英才》：最近电科跟法国泰雷兹公司有一项合作，为国产大飞机提供机载娱乐系统。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熊群力：技术和经验。泰雷兹在航空电子方面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在拿适航证方面，人家轻车熟路，拿起来很轻松，而咱们连基本的过程都没有走过，要自己去拿，可能三五年也拿不下来。
现在我国的科技创新，有相当一部分还要通过引进消化的模式。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很大的，即使看起来时间上只差距三五年，但你要把这三五年缩短是非常难的。
《英才》：很多央企会去海外买一些小型技术公司。
熊群力：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英才》：那对于金融资产部分呢？不少央企都开始介入金融资产。
熊群力：我在金融界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赚钱看起来很容易，但他们赚钱的风险也很大。这是另一个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领域。国资委一直强调央企要专注主业，并强化对风险的控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轻易涉足。
科技创新不能太功利
高利润与科技创新
《英才》：中国电科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跟其他央企相比，利润率是比较高的，是因为来自军工的订单比较多吗？
熊群力：电科的高利润率主要在于它的科技含量，我们民品的利润率也在10%左右。目前民品业务初步形成安全电子、能源电子、软件与信息服务、先进制造和新型元器件等五大民品主导产业板块，多数板块的技术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英才》：你在中国电科和中国电子都担任过领导，怎么看这两家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熊群力：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原电子工业部的基础组建的，电子是以企业公司为主，电科以研究院所为主，现在看来，电科的利润率是比电子要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要强调科技创新？因为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附加值，才能获得高利润附加值。
我回到电科的时候，中央领导跟我谈话，说中国电科是国家在电子信息领域研发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你回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电科为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贡献。我想，这个“做贡献”，不仅仅是说我们搞自己的技术、把它变成产品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能够对产业、对社会产生辐射。
《英才》：中国电科每年的研发投入大约有多少？
熊群力：整个集团的研发投入大约为15%-18%，其中包括企业自筹和承担国家计划项目的科研经费。市场化与军民融合
《英才》：对科研院所的投资重点会在哪儿？
熊群力：我们会专门拨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放在基础前沿的研究上。现在研究机构也特别注重市场、注重效益、注重利润，但我觉得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离生产太近了。很多人对我的说法感到吃惊，难道离得近不是好事吗？
是的，离得太近，科研的功利化倾向太强，会变成为生产、为利润而进行科研，虽然按照传统说法，这是“产学研”紧密结合；但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对于前沿、基础的科研，在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就会大幅减少，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
现在讲科技体制创新，我觉得其中一层含义是，把一部分科技力量和资源从现有的产业体系中适当地剥离出来，用于基础和前沿研究，不能太功利、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
《英才》：这类科研院所，与传统的院所有什么区别呢？
熊群力：会有一种可持续的体制、利益转换的机制，不让它们回到以前“关起门来搞科研”的老路上去。要适当地关起门来，就是要静下心来搞；但又不能完全关起门来，就是不能脱离这个市场、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我们毕竟是企业的科研院所，本质上是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来奠定技术基础的。
《英才》：如何“不完全关起门”？
熊群力：院所的研究方向要符合国家和集团的重大发展规划，研究的东西，至少是能够看得出一定雏形的，不能太偏，不能是完全没有影的事情；在基础研究上，人员会更加开放，不一定非要是“我们的人”、像以前科研院所的“终生制”，可以探索一种松散的合作机制，人员不一定要到我这来，不一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但业务方向是我们把握，再有就是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仅限于我们的所属企业，也要向社会、向别的企业输送。并购与规模化
《英才》：电科过去的并购很少，今后会做吗？
熊群力：关于资金运作和资本经营，我们今后也会做。
《英才》：过去没有做并购，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目标吗？
熊群力：原因有很多。今后我们也不会为并购而并购，一定是围绕着主业来做的，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不会做任何跟自己主业无关的东西。另外，那些一般企业能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做。比如光伏太阳能，我们就主要做上游设备。
《英才》：就像你之前说的，不做大规模制造业？
熊群力：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制造业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跟别人合作，形成上下游关系，然后我们在下游产业参股。因为如果没有下游产业，上游也很难成型。像一些重大专项，研发搞了一个又一个，永远在研发状态，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电子产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工艺固化，否则就不能完全称之为产品。
《英才》：在光伏太阳能这块，去年美国的双反政策对电科的影响大吗？
熊群力：有一点影响。这个行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起来。我们受的影响在行业里面是相对比较小的，而且我们今年2月已经开始略有回升，但整个行业其实并没有回升，复苏还有一个过程。只是因为我们掌握最上游，我感觉应该可以比较快地恢复。
《英才》：你对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熊群力：从长远来看新能源前景非常好，但短期内，它面临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欧洲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还看不准，而光伏太阳能产品又是主要应用在欧洲和美国的，因为他们的补贴高，中国的新能源补贴是去年年底才出的，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化石能源占主体的国家。
首席科学家与激励政策
《英才》：电科有很多高端科技人才，对他们是否有股权激励？
熊群力：我并不太赞成把所有的激励都集中到股权制度上，股权激励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别的激励方式可以使用。
比如，很多年前，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制度，一个科研成果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进入生产，研究人员能够得到生产利润的分成。也就是说，你的研究成果跟最后的市场效益是挂钩的。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能只看钱，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对于很多骨干人员，很多人更看重的是事业平台。
《英才》：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是出于这个考虑吗？
熊群力：对。首席科学家不只是一个名誉，责、权、利都要到位。在你那个研究领域里，整个集团的发展规划、方向选择，经费、人员，都给你一定的空间。这对科学家来说，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英才》：国外很多企业里有首席科学家，但中国企业还是很少的。电科评选首席科学家，是参照国外的标准吗？
熊群力：我们自己制定的标准。但评委不只是我们自己人，还请了不少国内同行，各个领域的都有，科学院的、大学的、其他研究院所的。我们自己的评委只占到1/5。
《英才》：是什么触动你，让你想到要推出首席科学家制度的呢？
熊群力：我对这个企业很了解，如果去掉中间6年，我有25年在这里工作。在我眼里，中国电科最大的优势就是科研人员，怎么留住他们、怎么激励他们，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通道，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出口技术与引进技术
《英才》：电科在海外扩张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熊群力：主要是参与其他国家的重大系统工程建设，很多新兴国家我们都进去了。就像当年我们曾经希望发达国家把技术转移给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到非洲、中东，人家也不是完全要产品，而是希望我们能把技术转移给他们。另外，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有一些产品，甚至联合国(微博)总部的一些信息系统里都有我们的产品。
以前，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消化成产品，现在，可以把技术作为一种可以销售、可以盈利的业务形态，这跟原来讲简单的国际贸易完全不一样。
《英才》：作为军工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熊群力：我们走出去是以市场化公司的形式。其实，西方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军工业务。只要我们提供的产品符合标准、做的工程通过认证，大多数市场都会接受的。
《英才》：最近电科跟法国泰雷兹公司有一项合作，为国产大飞机提供机载娱乐系统。在与跨国公司合作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熊群力：技术和经验。泰雷兹在航空电子方面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比如，在拿适航证方面，人家轻车熟路，拿起来很轻松，而咱们连基本的过程都没有走过，要自己去拿，可能三五年也拿不下来。
现在我国的科技创新，有相当一部分还要通过引进消化的模式。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很大的，即使看起来时间上只差距三五年，但你要把这三五年缩短是非常难的。
《英才》：很多央企会去海外买一些小型技术公司。
熊群力：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英才》：那对于金融资产部分呢？不少央企都开始介入金融资产。
熊群力：我在金融界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他们赚钱看起来很容易，但他们赚钱的风险也很大。这是另一个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领域。国资委一直强调央企要专注主业，并强化对风险的控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轻易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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