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图》十说——刘曦林先生访谈录
2016-01-22 15:27:16   来源：水墨中国   评论：0 点击：

　2015年，美术界出现了关于蒋兆和《流民图》的争论。评论人林某连写四五篇文，刘曦林先生只以一篇旧文作答。为进一步廓清《流民图》的创作背景与性质、倾向，友人多有询问，尤以青年学者李振伟关注最多，特约刘曦林先生面对面交谈。刘先生在李振伟整理的对话录基础上，又补充若干与友人问答之内容，更为深入生动地展示了刘先生对蒋兆和及《流民图》的观点，特藉网媒公之于世，报答大众对《流民图》的关爱。

　　刘曦林先生

　　一、心说

　　李振伟（以下简称李）：刘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记者的采访。您作为蒋兆和先生的研究专家，对于蒋先生的《流民图》，请您简单介绍下，您认为他是因为什么而创作的？

　　刘曦林（以下简称刘）：你好！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从于心的，表现的是客观社会生活对他大脑的反映。石涛说:“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最终都是受心，受于创作冲动的鼓舞，“感于中，形于外”，“画者，从于心者也”。蒋先生想把历史留给子孙后代，于是有此构想。从1932年淞沪抗战开始，为蔡廷锴、蒋光鼐画像，当时他作为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的成员，在前线为抗日将领写生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痕。1935年到北平来，继开始水墨人物创作。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43年巨幅《流民图》之前，这时候的作品，都可以看做“前流民图”或“小流民图”。1940年《蒋兆和画册》出版，其中多幅这类作品，如《卖子图》，《囚犯》，题识有“人间黑暗地，有目岂无如”的《盲人》等等，通过对平民的关爱，无不是对所谓“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暗讽与批判。新民会北京分会头子殷同为此派人召见他，让他停止出版这个画册，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反响。所以《流民图》是其一贯的艺术倾向的继续，是亡国奴的亲身遭遇与压抑在心头之爆发，是从于心呵！

　　蒋兆和作品《囚徒》（1939）

　　二、《结论》说

　　李：文革期间，批判蒋先生的《流民图》，后来为之平反。关于平反结论，一些资料显示，中央美院党的领导小组相信本人说法，认为“历史情况属实、清楚”，结论是“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是这样吗？

　　刘：文革期间，把《流民图》批判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是错误的。蒋先生曾多次申诉，党组织相信蒋先生的话，作出了复查结论，有关《流民图》的是第1段，全文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兆和身居沦陷区北平，创作了不少反映贫苦人民生活题材的作品，如《朱门酒肉臭》等，和反映人民群众盼望抗日胜利心情的作品，如《甘露何时降，小子卖苦茶》等。1943年创作的巨幅《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也是蒋兆和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代表作。这幅作品在人民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创作这幅作品，虽得到大汉奸殷同的资助，但创作构思与主题与殷同无关。《流民图》展出一天即遭日寇禁止。展出《流民图》之前，在北平《实报》上发表了《我的画展略述》，据蒋称，是为了展出《流民图》不得不答应的条件。文章经当局修改，未经本人看过。工军宣传队把蒋兆和的《流民图》定为汉奸作品是错误的，应予以推倒。”最后一段是：“根据以上复查，认为蒋兆和同志的上述历史情况属实、清楚，他在解放前创作的几幅大作，主题与构思是爱国的是进步的。因此，第一，工军宣队在1969年所作结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应予撤销。第二，与结论有关不符合事实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如诬陷蒋兆和是《斩蛇图》的起草人等），应予以推倒。其材料按统一规定处理。”为什么林某断章取义，在引用时拒不引用以上几段？

　　文化部党组批复同意美院的结论，并要求“在适当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清除在亲友子女中的不良影响。”这是中共两级党组织做出的结论，体现了中央美院的党委与文化部的党组对《流民图》的肯定，对《流民图》这件载入世界美术史册的画卷的慎重，和对艺术家的爱护，也真是一种博大的胸怀。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决心，是党史上光彩的一页。不知道林某与平反结论过不去，是批判谁，给谁脸上抹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两级党委全不如他个人高明，发出“如果还真的有人有机构敢于出面‘辩诬’，敢于批准《流民图》为‘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之类的恐吓。

　　蒋兆和作品《卖子图》（1939）

　　三、徐悲鸿说

　　李：徐悲鸿先生如何看《流民图》？

　　刘：在50年代初期，徐悲鸿问蒋先生，你这画是从日本回来之后还是之前画的？回答说“是在去日本之后，回国之后画的呀！”

　　李：“从日本回来之后画的”说明了什么？

　　刘：说明蒋先生虽然去了日本，回来还能画出《流民图》，徐先生首肯对他是一种肯定。杜健先生告诉我，徐先生很重视这一点。

　　今存1948年徐先生手书《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纲要》，特记述：“卅年（按：应为1943年），蒋兆和展出（在北平展出流民图）被日本人禁止”，可见其重视程度。林某还造谣说徐院长拒聘蒋兆和，此事已有文辟谣，不必再说。

　　第六集资料9-徐悲鸿艺术史纲要-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展260页a

　　四、“此无他”说

　　L李：有人说林某是背景论，你是本体论，你认为呢？

　　刘：我不是不看时代背景，而是不能忽视蒋先生关注的大背景——是谁发动了这场罪恶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更何况蒋兆和不是殷同那样的政客，殷同的用意和关注点不能代替蒋兆和的动机，政客的心理也不等于画家“感于中”的创作构思。蒋兆和为了将自己与殷同区别开来，也为了说清楚自己心里的话，在《我的画展略述》一开头即言“鄙人作画素以老弱贫病、孤苦无依者为对象，此无他”，“此无他”就表示这是他当时唯一的艺术初衷。后来才说“至于制作此大幅图画之动机，殷同‘嘱敝人拟绘一当代流民图’”。既然，“嘱咐”我，怎么我还“拟”画这么一张画，语法上是不是不通？据我调查，此文确有别人改过。林某说我对“蒋兆和的文学才能要求也太高了”，恐怕是错了，吾侪之文采恐都不及蒋先生，你们读读他的两篇画册《自序》，何其情深，何其流畅，不少画人读之落泪呵！

　　李：您认为在《我的画展略述》一开始蒋先生说自己一贯画穷人，后来才不得已说出了他的创作动机吗？

　　刘：《流民图》是蒋先生一贯的艺术倾向的继续和集大成，表现日寇侵华以来穷苦人民的悲惨命运，就是《流民图》的动因，不是还有别的动因。但在那种背景下，为了取得展出机会，确有不得已，不得已写此文，不得已以纪念殷同作展览借口，只能曲笔表达自己真正的心意、真正的动因。铁蹄之下，隐忍之痛，曲笔之智，内心苦衷，也尽在字里行间呵。

　　李：殷同与蒋兆和交往很多吗？

　　刘：殷同与蒋兆和是画像雇主与画像人的关系，画像前并不认识，是个人交往。张泉先生撰文说殷同是“华北伪政权建设总署督办”，“主管城建，与文艺无关”。殷与蒋“不是行政行为”。更何况“殷同是在经日本医生治疗后突然死亡的”，所以，日寇也不管你纪念不纪念殷同。

　　蒋兆和作品《盲人》（1939）

　　五、作品说

　　李：有没有当时别人写的评论等资料能显示出他画《流民图》是如他所说的关爱民众的初衷吗？

　　刘：作者的初衷是关爱、救助战争灾难中的民众，他所说的初衷的真实可靠性体现在作品中，他人的评论已有所显示。在北京禁展之后，不可能再有评论。禁展前《实报》发排的“蒋兆和‘群像图’画展特刊”，与《我的画展略述》同期只有报社的《前言》和杨歗谷文，均是作品评说，不涉殷同。《前言》曰：“蒋氏艺术夙已蜚声国内，作风独成一格，以同情之心深刻观感，描绘世间疾苦群众，闻声见形，而令观者心酸落泪，其能唤起人类之同情心，在当代艺坛上可谓放一异彩。”杨歗谷文《为蒋兆和题穷民图引》言：“惟此穷而无告之民，深受世界大战影响”，指出民穷之战争根源；又言“蒋君善感，欲仿吴道子在成都画《地狱变相》而使览斯图者，有所警惕，或启发其振穷之念，召集流亡，则自成感人，厥功志伟”。此为最早览斯图者之评语，亦颇耐人寻味。1943年11月25日《实报》有厉南溪诗《寄蒋兆和》，诗曰：“每怀愁苦便思君，传写饥寒动笔勤，最是惊心肠欲断，千家野哭看纷纭！闻道南游动客思，重来结想又多时；哀鸿入画心原苦，凄绝君家笔一支！”此三文均与画家初衷同声息，而与殷同无关，与林某所说的“宣传效应”也无关。

　　1943-11-25实报寄兆和

　　李：在上海展出反响如何？

　　刘：次年在上海展，评论和报道都没有提殷同，但最后还是被变相没收了。1944年8月11日《申报》言：“惟有作品中有流民图一幅，写尽人间之流离情景，博得观众同情。”同年8月的上海《杂志》说：“前年夏天，……他说他预备作一幅《流民图》，把这乱离中的流民形象搬上画卷”撰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吴诚之，蒋先生曾对后人讲：“你们要记住一个人，他叫吴诚之。他一直关心我的《流民图》，在禁展后他还敢发表《流民图》，很不简单！”

　　《申报》1944年08月11日第02版

　　李：你们搞美术史，不应该脱离作品和作品的创作过程，空谈历史吧。

　　刘：用作品来说是最有力的证据。你评的是《流民图》，《流民图》自身的形象是什么？评价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倾向，避而不看作品自身画的内容是什么吗？更何况《流民图》构思在前，殷同插手在后。殷同也从未看过草图，更未见过原作，殷同1942年年尾在日本的医院里死去，画卷1943年秋方完成。若为日伪政策服务，何苦如此认真！此画属于蒋兆和，绝不属于殷同！研究美术史能不管作品的这些创作经过吗？！美术史家能不体会画家的心曲吗？

　　李：看画家的动机、作品倾向，是应该看创作过程，也应该看社会效果。

　　刘：我认为毛泽东那段话特好：“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所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如果说，审美是一种实践，这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我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者，《流民图》被禁，被没收，证明了它的效果与动机。

　　上海图画新闻-2修a

　　六、“彻底颠覆”说

　　李：这场论争是从文风引起的吧。

　　刘：是呵！那就看看林某的文风。其一，如“《结论》说”所言：林某在引用蒋先生的平反结论时候，两个“……”把两段话删掉了；其二，与“文革”大批判文章一样都把《略述》一文之开篇“此无他”到“我所唯一希望者，是求诸公能予以时间去细心的体会，而能感到一点内心的同情，是所感盼了。”那一大段删掉了，以此来蒙骗今天的青年！这不是断章取义吗？这是“老实巴交”的史学态度吗？

　　友人问林某这是干嘛，我哪里会明白他有什么企图。日本进步人士认为的反战作品，日寇封杀的作品拿出来展出，怎么会“犯政治上的绝大错误”！这真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呵！怪不得有朋友高喊：“大敌当前，勿杀杜甫！”某人自诩为这是“彻底颠覆性的美术史研究成果的出现”，既要“彻底颠覆”，就会颠倒黑白，非黑即白，就会断章取义，就不顾其主导面和复杂性，就一概否定，就以彻底颠覆为快，就会把报刊标语强加于画家，就狂妄到推翻党组织的平反结论，就信口雌黄，拿画家的政治生命当儿戏，就避不谈画事来研究画史！

　　李：颠覆的是哪些？不该颠覆的是哪些？

　　刘：《流民图》性质是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的，他给颠覆掉，这是错误的；而且捏造事实，《立言》杂志里登的《骨肉流离》，旁边有骂共产党骂八路军骂苏联的标语，这个东西怎能被歪曲为“诗画配”加在蒋兆和身上呢？这个杂志每期任何文图边上都加这类标语，这是报社的一贯做法呵，真是欲加之罪！这真如刘平文所说，是鲁迅批判过的“粪帚的战法”。为了“彻底”，甚至把自己的观点颠覆了还不自知，曾几何时，他还说《流民图》“对战争罪行的强烈控诉”，“所产生的最终社会效应，那种反战的积极效应”，还说那些“局限性又似乎是‘历史之必然’”，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呢？文人之道德，为文之文风何至于竟如此无根？！真为他悲哀！同行摘录了一篇《林某两评<流民图>》不加任何评论，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陆正之有文曰林某之“炮弹”“实有人暗中授受”，余不知，林某自知，不然何至于激动地连自己也颠覆了呢！

　　七、日本人说

　　李：蒋先生当年去日本是主动的吗？

　　刘：都成了亡国奴，还有什么主动选择？蒋先生去日本，为人画像、办展都是被选择，你有主动去的证明吗？他拒绝娶日本明星却是事实，没忘记《流民图》也是事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光环。蒋先生留下来的这张作品多么伟大！一个艺术家不是靠作品说话吗？他为这个民族留下了这件大作品。林某人不正视被日寇封杀之实际效果，却造出些“‘和平建国’反共反苏的效果”。难道是共产党封杀了《流民图》吗，是苏联封杀了《流民图》吗？日本人认为是反战，日寇封杀它，你说反的什么战？是人民被画感动，是侵略者感到刺激过甚，这种社会效果是铁打的证据呀！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作者的动机。林某说本人“把‘社会效应’集中在个人主观感受上”，“偏偏回避‘社会效应’的‘社会’和属于社会历程的历史！”难道他否认日寇封杀这个社会效应就是尊重美术史吗？就是尊重作品的社会效应吗？！

　　李：您觉得这里的反战，是反对日本人侵略战争还是反对国民党抗战？

　　刘：那日本人为什么要禁展那幅画呢？说明日寇不认为是反对国民党抗战。蒋先生揭露战争灾难，他们禁止展出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当年，日本内部、国民党内部都有主和派，汉奸殷同也是主和派，但政客上的主和派决不等同于百姓的和平心理。你说一万句彼时日伪的政治纲领也没用，蒋兆和不是政治家，画家不是政治的图解者。汉奸欲利用蒋兆和是一回事，利用成功了没有又是另一回事。《流民图》被日本宪兵封杀，证明作品的内容不可能被日寇利用。再看看《流民图》表现的是中国人民遭受灾难呵！按林某的说法，应该画日伪遭国民党、八路军反抗呵！画上个日本鬼子或日本人躲避轰炸是易如反掌呵！画家为什么没画？你说此画“反共”，共产党一架飞机也没有，躲避轰炸这情节太重要了，只有日军飞机作无差别轰炸。为什么给一张画定性，却拒绝正视画本身的形象和展出效果呢？这是搞美术史吗？我曾引用过日本警保局的《禁止刊登事项》，其中“当前需要严重警惕的事项”一栏第七条称：“对于助长国民反战、厌战情绪的论调，必须格外注意”；第八条称：“有助长反军情绪的论调”；第九条称：“足以助长和平气氛、瓦解国民士气的言论”，亦属“严重警惕”事项。该书认为：“政府之所以不得不这样极端限制刊登范围，从另一方面说来也是表明当时在地下仍然有不肯向权力出卖灵魂的人们在进行活动。”我认为这反证出蒋兆和内心深处“不肯向权力出卖灵魂”的独立思想和民族自尊。林某在引用时删去这句话，足见此语于他不利。林某不正视日寇封杀，不正视康生否定，不正视文革批判，当他与以上反对派沆瀣一气时，就没想想自己的立场吗？！

　　李：他画这个大画不会是自己一想就画的，应该还是有人策划吧。比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为了反对王安石。

　　刘：蒋兆和是位独立创作的画家，他画人民大众，没有人组织他、策划他，他是自觉而为，这太难得了。我说过，蒋兆和更早的时候就有《流民图》的想法。殷同是半路插入的黑刀，殷同与蒋介石有瓜葛。蒋兆和是位画家，与蒋介石没有任何政治瓜葛，他画百姓用不着说给蒋介石听，他也不是政治家，这是二者基本的分别。

　　当年出版杂志

　　八、蒋先生说

　　李：蒋先生自己当年还阐释过《流民图》吗？

　　刘：1946年，他在《后流民图作者自序于胜利之日》一文中说：“抗战八载，天地重光，正义之神，终突破了帝国主义者之武力侵略，……然而回忆卢沟桥事变之起，以迄今兹，其间战祸所及，……实有非想象所能形容者；意藉真情，以抒悲愤，于是不惮徒步万里，深入难区，凡所目击心伤，弗惜特加刻划，所谓东方谲谏，其在斯乎!且彼时敌人暴虐有加无已，鄙意此图若出，或引其人类哀矜之一念，而使吾国民获多少之补救，故大发大愿，大悯大悲，人与同情，多得助力，乃于卅二年绘成此图，高八尺，长九丈，友好见之，赞扬怂恿于太庙展览，不意竟被日方军宪禁止，认为刺激过甚，恐引起厌战之思想，不得已卷而藏之于箧衍，此拙作前后经过之事实也。……噫万物刍狗，庄子叹其不仁，黩武穷兵，昔贤引为大戒，览斯图者，或将有感于战争之恐怖，而更促进世界永久之和平焉。如若以之为中日事变之历史纪念，则非作者所称意之愿望耳。”这是蒋兆和的和平观。他想以外敌暴虐造成之惨象展陈于目前，“或引其人类哀矜之一念”，这是画家“大悲大悯”之心，却不可能改变军国主义之本性。这种大悲悯之人性愿望的抒发与这种愿望不能实现的巨大矛盾，是悲剧《流民图》悲剧命运之根源。蒋先生说“意藉真情，以抒悲愤”，这就是从于心的心画。我说没有读懂《流民图》，就是没有读懂这颗关爱生命的“大悲大悯”的仁爱之心，而只停留在事物、事件的表层。姚有多先生带领几个老学生复制《流民图》，曾深慨画不出蒋先生那个感觉，他说因为没有当年蒋先生那种心境。

　　九、刘勃舒先生说

　　李：殷同给了他资助，还有不少人给他资助。

　　刘：殷同资助与画像有关，也不够画《流民图》的钱。刘勃舒老师曾通俗地说：“花了他人的钱，画了自己的画。”此语真简明痛快！我们搞艺术，不能只用钱来判断，也不能套用政治背景，不看艺术作品自身产生的历史难道是“创作始末”吗？。再说，评价一个人，要掌握住他的主要方面。评价一个画家，要看他画了什么，画家的天职是画好画，要靠画说话，画是其心，画是其生命，心乃底薪。脱离作品形象给作品定性，脱离创作过程谈创作，这真是他所谓“错完了”，“一出手就错了！”“故一错就会全盘皆错！”

　　刘勃舒先生(左)与刘曦林先生（右）

　　十、众先生说

　　李：中央美院其他老师同意你的看法吗？他们的看法对你有影响吗？

　　刘：中央美院的老师我不能挨个去问，但我访问过许多人，他们都比我熟悉蒋兆和。我的导师王琦先生，今年98高龄，身子硬朗，态度鲜明。在文革前，他就在现代美术史讲义里高度地肯定《流民图》现实主义、爱国主义的立场。王琦先生有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艺术家的独立性。他认为“由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并非统治阶级自己，这些艺术家本人有时便是倾向于人民，或者是较多倾向于人民，他们在进行创作时，也不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旨，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独立性……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仍然保留了较多的人民性因素。”他认为《流民图》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还有一个观点是，胸怀博大的理论家，才能认识这种艺术现象。王琦先生即胸怀博大者，所以他高寿而康健。杨益谈史实与史识谈得好，有司马迁之史识方有大胸怀。

　　王琦先生(左)与刘曦林先生（右）

　　李树声先生给我辅导过现代史，他史料丰富，表态严谨。他认为“《流民图》正是他战前一系列作品的进一步发挥”，“也是以民族苦难历史画成的巨幅长卷”，“是蒋兆和世界观、艺术观长期形成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1995年李树声先生陪同刘迅同志参观《流民图》

　　我听孙美兰老师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道了恩格斯如何激赞巴尔扎克，如何辨析歌德，列宁如何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启发我认识政治与艺术的关联与区分。张泉文对此亦有精譬之论。是孙先生为学生讲授过马、恩的现实主义观点，使学生知道了什么是现实主义。库尔贝说：“现实主义的原则是空想的否定”，“写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恩格斯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流民图》也只需要把人民大众的灾难呈现到跟前，要观者去追寻灾难的战争根源，这就是现实主义。

　　邵大箴和李松先生带领我们编写《20世纪北京绘画史》，笔者尊师旨意客观记述了诸家及本人的观点，认为“它的艺术形象，已经超越了政治。”这就是形象大于思想之说。此书亦引用了林某观点，不知怎么他最近却急得“颠覆”了自己。

　　卢沟桥会议上刘金涛讲话

　　最令人感动的是名裱画师刘金涛老人，他那么清晰地记得绘《流民图》买纸与秘密绘制、街头装裱与围观，布展与被禁展的细节，以及他对这位“穷人的画家”的拥戴，多次在画前控诉日寇的暴行。你知道这大画是在不到两米见方的画板上画的吗？你知道它是当街装裱的吗？你知道当年太庙展厅里摆着被人称作“黄金甲”的菊花，还播放着《病中吟》的乐曲吗？你知道在上海展出后，夫人萧琼要动手术，卖了首饰，而没动展出募捐的一文钱吗？萧先生视《流民图》为命，长卷多年“卧柜头”，拒不上拍，坚决捐给国家呵！

　　我访问过当年看过画展或照片的许多人，他们由画面发出了对战争罪恶的强烈控诉，并直指日寇侵华之根源。林某说我一人“刻意歪曲历史，严重误导社会”，这同样是颠倒是非。如此说来，难道他自己十几年前的观点不也是“歪曲”和“误导”吗！那么，他需要的是自我批判，而不是只对前辈们冷嘲热讽地奚落。我引用过许多师长、百姓对《流民图》的评价，林某却说“一些理论家乃至资深理论家竟完全弄不清”，“我为我们的抗战历史文化如此苍白感到无上的悲哀！”那你就自悲吧，因为你自己也曾经是一样的观点。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前述先生们的教导，不会忘记被《流民图》感动的人民大众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人民的声音，一两个教授与人民的审美判断分道扬镳了，那就让他远去吧！

　　李：再次感谢刘老师。关于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希望能借此澄清读者的疑问，并还蒋先生及《流民图》以真实的面貌，对将来的研究也会有帮助，以后再有问题还请刘老师不吝赐教。（来源：蒋兆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