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期刊处境艰难 怎么才能有尊严地活？
2012-07-24 16:51:21 来源：中国文化新闻网 评论：0 点击：
云南的文学杂志《大家》近日被曝出在正刊之外出版理论版，收版面费生财，结果被停刊整顿。一时间，原创文学期刊的艰难处境这个无情的事实再次被抛到社会面前。在这种艰难处境中，文学期刊如何做到既要保持高品位，又要不失尊严地活着，这个问题值得每个关心文学命运的人思考。
1.带钱的稿子不能发
“我们的价值和自尊都在这本杂志中。”《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这番话，代表了艰难中挺直腰杆活着的文学期刊的内在追求。
周昌义说：“《当代》也曾遇到过有人拿着钱想登稿件的情况，说实话，我们甚至还动过心思，但是，直到现在连广告也不敢做，更不敢登有偿报告文学。”周昌义甚至发挥出文人的丰富想象力，“只要一想到读者会伤心，会骂我们，就会觉得这辈子在《当代》真的白干了。”
“我们从不登垃圾广告，不登带钱的文字，经常有人来找，但这个口不会松。”《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实言相告。2008年，他兼任《中国作家》主编，在这之前，县医院院长、中学校长都曾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杂志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有时面临某种尴尬的风险：某位什么长刚刚登上媒体没几天，很快就听说他被双规的消息。”这位豪爽的哈萨克族主编担心这样的尴尬会在《中国作家》重演。
上任初始，艾克拜尔就对纪实版团队提出要求：“绝对不发表扬一线领导的稿子，绝对不发拿钱来的稿子，绝对不能拿版面做交易，我要是发现谁用版面作交易，我就‘斩谁的首’。”被下属亲切地称为艾主编的艾克拜尔，突然一改平日的笑脸，厉声说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狠话。
作为中国作协的刊物，《中国作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我们每年只有33万元的财政拨款，要养1个离休人员、9个退休人员，这点钱连给他们的零头都不够。”艾克拜尔说，杂志社还有17个在岗人员、14个外聘人员，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挣。
艾克拜尔上任前，《中国作家》每个编辑每年有5万元的创收任务。关于这一点，艾克拜尔看得很清楚，“有的人闭着眼睛就能挣来这点钱，有的人打死他这辈子也挣不来一分钱。”他让这条规矩彻底变成了过去，新定下的规矩朴实之极，“编辑就是要把眼睛睁大，把稿子看好，不能出现导向性错误，不能出现错别字，不能出现标点错误，有时候一篇小说、一首诗，标点错了，整个小说、整个诗就变味了。”艾克拜尔说。
“你们只要把版面做好就行了，用最优美的中文，写出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钱我来挣！”这位哈萨克族主编大声发出的誓言至今还在编辑们耳边响起。
2.提高稿酬有困难
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得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而另一方面，要鼓励作者写作，要坚持杂志的高品位，多年来处于低端水平的作者稿费，也不得不提高。这是文学期刊所面临的巨大尴尬。在这种情形下，来自政府的资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原创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出版社办刊，以及作协、文联办刊两类。一般来说，出版社刊物很难有财政拨款，因为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完全实行了企业化管理。
对此，《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也表示认同，出版社不是政府部门，要统筹管理，如果要企业无条件地支持期刊有一定困难。“目前，我们的上级——北京出版集团要求我们杂志社的利润指标可以稍稍低于其他图书编辑部门，这已让我们感到了温暖。”
即便如此，一些出版社所办刊物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陈东捷说，《十月》目前的稿费已达到千字200元，这就缘于北京市委宣传部希望《十月》培育文学土壤而给予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很大难题。说心里话，要想提高稿酬，光靠自身运营很困难。”陈东捷说。
令同行羡慕的是，一些地方作协主管的刊物，如《收获》、《上海文学》、《芳草》等得到了政府有计划的资助。《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利用文化基金，从去年开始，每年给《收获》100万元，以提高作家稿酬，增加期刊的竞争力。”
程永新表示，这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年都会有严格的审核，编辑部不能拿一分钱。“虽然这个钱不是给编辑的，但是为编辑们积极争取优秀作家，征集优秀、顶级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心里也变得特别有底气。”
作家从《收获》获得的收入确实大大提高了。去年，杨争光一篇六七万字的中篇小说《驴队来到奉先畤》，稿费拿到了28000元，也就是说，千字稿酬已达到400元。今年，马原30万字的《牛鬼蛇神》到底能拿多少稿费？程永新透露说：“怎么也得有十几万元。”
“扶持一些有影响、有品牌效应的杂志，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一份责任。”《收获》副主编程永新总结道。
3.抓住文学这个影视文化的源头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程永新说：“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
艾克拜尔不认同这个说法：“他们说文学被边缘化，这不尽然。当然，如果文学成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也是不正常的。应当说，在任何时候，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
但艾克拜尔意识到，文学的形态在当今已经发生了变化，关键是文学期刊能否捕捉到，能否找到市场空白。循着这样的思路，3年前，《中国作家》采取了国内独一无二的旬刊制，每月共有3本杂志面世，分别是《中国作家·文学》、《中国作家·纪实》、《中国作家·影视》，每本40万字，每月120万字、加上两期增刊，每年1520万字的发稿量，恐怕是全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
编剧王兴东至今还记得艾克拜尔的“疯话”。3年前，他俩一同参加少数民族全国政协委员春节团拜会，艾克拜尔对王兴东说，要办一个影视刊物。王兴东回答：“全国的影视刊物都停刊了，没人愿意干这种赔钱买卖。”艾克拜尔却说：“我想干就一定能干好，现在和将来是影视文化大发展的好时候，抓源头肯定不会错。”他听说王兴东正在写电影剧本《建国大业》，马上发起攻势，“给我，我发，我在专刊上发。”
果然，2009年5月的《中国作家》影视专刊，刊登了王兴东与陈宝光共同创作的4.5万字的电影剧本《建国大业》，王兴东说，从此以后，《中国作家》让更多的编剧找到了家的感觉。
“过去，文学剧本要发给每个人，工作人员会根据剧本选景拍摄，准备服装道具，现在的导演连演员都不让看剧本，很多影视都是胡拍。”王兴东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影视文学存在的意义无疑是多重的，既保护了原作的版权，也为未来储备了文学资源，还为未来维护原创版权，保存了法律依据。此外，也为所有致力于影视文学剧本创作的人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教材。
王兴东坦言，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作家》已经成长为影视文学创作基地，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全国影视编剧。
为了找回影视文学失去的地位，《中国作家》不断搞活动、开研讨会，王兴东说：“经过研讨，大家明确了文学为首，剧本为先，编剧地位是首要的，发展影视必须以编剧为源头，编剧为第一生产力的意识。”为此，《中国作家》还组织编剧深入生活，到中山、到咸阳、到克里木油田、到四川广元、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并创作出《建国大业》、《飞天》等多部叫得响的影视剧本。
回首当初的选择，艾克拜尔庆幸自己对全局的把握和认识。“在我国影视界，由前苏联承袭的导演制余音袅袅，常常一部作品出来了，宣传围着导演转。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了让票房价值超前实现，舆论又转向明星效应，却往往忽视了写出一剧之本的剧作家。”文学期刊的到来，弥补了这个遗憾。
4.把热爱文学的作家留下来
文学期刊尽管生存不易，还是在想方设法把作家留在自己周围，杂志社一方面通过推出文学奖项将成熟作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则不断推出文学新人，让他们分享文学期刊的温暖。
去年11月，作家、诗人杨匡满的诗作《比回归线还温暖的地方》获得了“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并获得1万元奖金。
这篇纪念辛亥革命的百行诗作，和《中国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2011年3月，我在《中国作家》的中山创作基地呆了整整3周，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杨匡满转遍了中山市博物馆，观看洋务运动的文物，欣赏中国第一本中英文词典。一件件文物看过来，他也心生感悟：“中国的革命都是从南方开始的。”
“我这首诗写得很慢，百行诗歌前前后后写了两个月。”杨匡满说，《中国作家》为他提供了中山之行的所有费用，作品刊登在杂志上，还拿到了稿酬。同一年，经过专家评审，这首诗获得了《中国作家》与中山市合办的“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得奖数目有限，而《中国作家》、《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推出的文学奖项已经在文坛树立了品牌，得这些奖会让作家们感到温暖，不再孤独。”杨匡满平静地说。
王兴东至今难忘，他创作的剧本《建国大业》曾经连获《中国作家》推出的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山杯”文学奖、剑门关文学奖三项大奖，而这些奖项都是艾克拜尔动员社会资源、每个月有半个月时间在天上飞来飞去，采取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设立的。类似的文学大奖《中国作家》有10个，其中，光是鄂尔多斯市政府每年的资助就有280万元，其他地方政府每年资助100万元。“王兴东《建国大业》获得的奖金很可观，尽管他拍电影挣的要多得多，但这些钱拿着也挺好。”艾克拜尔朗声大笑说。
58岁的文学新人毛建军目前还没有得过文学奖项，但他始终对《北京文学》的编辑心存感激和尊重，这种发自内心的淳朴情感，被他视为金钱换不来的财富。
毛建军说：“王老师老说我写得好，你还得写！”《北京文学》编辑王秀云是毛建军的伯乐，去年，她发现了毛建军的处女作《北京人》，并毫不吝惜对毛建军发出了“天才”的赞许。在王秀云的鼓励下，这位朝阳医院工人接二连三地创作，今年7月，第二部中篇小说《虎烈拉》刚刚面世，另一部长篇小说最近又握在了王秀云的手中。
46岁的王秀云曾是河北泊头市市长助理，3年前，她抛下这一切，成为“北漂”一族，拿着每月3000元的收入，在稿子里淘金。王秀云说，文学编辑虽说很清贫，但她享受的幸福感也是过去不曾有的。“放弃世俗的利益，不就是为了理想的光芒吗？说实话，做编辑我很从容，我在发现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有了提升。”王秀云说，她愿意通过自己的发现，为文学新人改善生活质量做些努力，也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出名的作者，通过发表作品，带去些许安慰。
5.文学期刊也需分而治之
原创文学是影视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的源头，而文学期刊又是原创文学创作的根基，主流作家离不开文学期刊的培养。但在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为其提供食粮的文学期刊却变成了局外人，很多原创作品被任意转载、传播、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学期刊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对文学期刊来说，这简直就是巨大的讽刺。
“要么承认原创文学期刊的公共文化职能，要么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文学原创，否则原创文学期刊的处境会很尴尬。”《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认为，在当前文化市场环境中，对原创文学、对文学期刊的保护，明显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要繁荣文学，就必须从政策法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保护文学原创，保护原创文学杂志就是保护文学的根基。”
杨晓升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原创文学期刊作品被选刊类杂志或其他报刊转载，要么不付稿酬、不寄样刊，要么付出的稿酬也就千字30元至40元，“我们给一部重点作品付出的最高稿费是千字数百元，而转载报刊付的这点稿酬与我们原创的投入相比显然是不相符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由于文学选刊定价低于原创文学期刊，发行量又大，很多读者自然会购买选刊杂志，反过来对原创文学期刊无疑又是巨大的利益“盘剥”。
杨晓升还举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毛建军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北京人》是《北京文学》编辑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浪里淘沙发现并发表出来的，目前，这部作品已被北京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购买了影视改编权，但改编的事却与《北京文学》没有丝毫关系，杂志社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杨晓升说，事实上，一部作品面世，杂志社从编辑筛选稿件、仔细阅稿、与作者约谈改稿、组织评审等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力。
面对这种现状，杨晓升呼吁，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比如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就应规定，其他报刊转载、选载、连载或网上传播原创文学杂志的作品，以及影视（广播）作品的改编，必须得到原创文学杂志许可，并以高于原创文学期刊的稿酬，付给杂志社和作者。
“一方面是政策的缺失，一方面是管理过于死板，这让举步维艰的文学期刊难以获得更大的生机。”期刊界人士发出了如此感叹。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刊物。”程永新说，他每天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至少有六七种，而这些刊物大部分都靠企业赞助，也有很多靠地方政府养活，在市面上更是难见踪影。
“目前对文学期刊的管理，还是一刀切、一锅煮，一方面管理比较混乱，一方面又卡得很死。”程永新说，如果《收获》想收购办不下去的刊物，自己进行经营，办成一个高品位的散文刊物，那是肯定不行的。“国家政策其实应该更加灵活，应该鼓励优秀文学期刊，利用品牌优势，收购一些办不下去的期刊。”程永新认为，如果有类似政策出台，《大家》也许就不会有眼下这种窘迫局面了。
记者观察先问问自己想要什么
文学期刊走到今天，颇不容易。前几天翻看昔日的采访笔记，多年前已在讨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而纯文学正是文学期刊赖以存在的理由。纯文学的困境就是文学期刊的困境。
但从整个文化格局的关系来看，又不能说是通俗文学的发展挤压了纯文学的生存空间。除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极特殊的时期，读者对待纯文学的态度基本上是敬而远之。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纯文学读者也是有限的。有人早就断言，想发财的，别干这个。言外之意，搞纯文学，无论是作者，还是期刊的编辑，都要守得住清贫。
然而，在这个市场主导文化，商品经济法则深刻影响文化市场的时刻，说什么守住清贫，好像很可笑，但这么些年，还有不少文学期刊能够坚持下来，守着这块文学的沃土，恰恰因为还有一大批怀抱着文学理想和情怀的人选择了清贫中的坚守，他们对文学的爱，不仅成全了文学，也成全了他们自己。
事实上，这种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选择面前，任何所谓困境都是苍白无力的。政府固然应该支持纯文学的发展，应该为纯文学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但政府能够拿出手的只有钱和政策，有人以为，既然有了钱和政策，事业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尊严自然也就有了。其实不然。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你选择有尊严地活着，你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社会存在总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丰富多彩中存在着无数诱惑，这些诱惑可能把我们带往各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什么？就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你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选择固守理想，都无所谓，但你要有准备承担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很显然，对于选择了与文学共命运的期刊和编辑们来说，这种承担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能推辞的，这也正是他们值得大家尊敬的地方。
1.带钱的稿子不能发
“我们的价值和自尊都在这本杂志中。”《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这番话，代表了艰难中挺直腰杆活着的文学期刊的内在追求。
周昌义说：“《当代》也曾遇到过有人拿着钱想登稿件的情况，说实话，我们甚至还动过心思，但是，直到现在连广告也不敢做，更不敢登有偿报告文学。”周昌义甚至发挥出文人的丰富想象力，“只要一想到读者会伤心，会骂我们，就会觉得这辈子在《当代》真的白干了。”
“我们从不登垃圾广告，不登带钱的文字，经常有人来找，但这个口不会松。”《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实言相告。2008年，他兼任《中国作家》主编，在这之前，县医院院长、中学校长都曾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杂志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有时面临某种尴尬的风险：某位什么长刚刚登上媒体没几天，很快就听说他被双规的消息。”这位豪爽的哈萨克族主编担心这样的尴尬会在《中国作家》重演。
上任初始，艾克拜尔就对纪实版团队提出要求：“绝对不发表扬一线领导的稿子，绝对不发拿钱来的稿子，绝对不能拿版面做交易，我要是发现谁用版面作交易，我就‘斩谁的首’。”被下属亲切地称为艾主编的艾克拜尔，突然一改平日的笑脸，厉声说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狠话。
作为中国作协的刊物，《中国作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我们每年只有33万元的财政拨款，要养1个离休人员、9个退休人员，这点钱连给他们的零头都不够。”艾克拜尔说，杂志社还有17个在岗人员、14个外聘人员，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挣。
艾克拜尔上任前，《中国作家》每个编辑每年有5万元的创收任务。关于这一点，艾克拜尔看得很清楚，“有的人闭着眼睛就能挣来这点钱，有的人打死他这辈子也挣不来一分钱。”他让这条规矩彻底变成了过去，新定下的规矩朴实之极，“编辑就是要把眼睛睁大，把稿子看好，不能出现导向性错误，不能出现错别字，不能出现标点错误，有时候一篇小说、一首诗，标点错了，整个小说、整个诗就变味了。”艾克拜尔说。
“你们只要把版面做好就行了，用最优美的中文，写出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钱我来挣！”这位哈萨克族主编大声发出的誓言至今还在编辑们耳边响起。
2.提高稿酬有困难
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文学期刊，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全依靠自有力量，要活得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而另一方面，要鼓励作者写作，要坚持杂志的高品位，多年来处于低端水平的作者稿费，也不得不提高。这是文学期刊所面临的巨大尴尬。在这种情形下，来自政府的资助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当代》副主编周昌义说，原创文学期刊大致可以分为出版社办刊，以及作协、文联办刊两类。一般来说，出版社刊物很难有财政拨款，因为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完全实行了企业化管理。
对此，《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也表示认同，出版社不是政府部门，要统筹管理，如果要企业无条件地支持期刊有一定困难。“目前，我们的上级——北京出版集团要求我们杂志社的利润指标可以稍稍低于其他图书编辑部门，这已让我们感到了温暖。”
即便如此，一些出版社所办刊物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陈东捷说，《十月》目前的稿费已达到千字200元，这就缘于北京市委宣传部希望《十月》培育文学土壤而给予的资金支持。“这笔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很大难题。说心里话，要想提高稿酬，光靠自身运营很困难。”陈东捷说。
令同行羡慕的是，一些地方作协主管的刊物，如《收获》、《上海文学》、《芳草》等得到了政府有计划的资助。《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说：“上海市委宣传部利用文化基金，从去年开始，每年给《收获》100万元，以提高作家稿酬，增加期刊的竞争力。”
程永新表示，这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年都会有严格的审核，编辑部不能拿一分钱。“虽然这个钱不是给编辑的，但是为编辑们积极争取优秀作家，征集优秀、顶级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心里也变得特别有底气。”
作家从《收获》获得的收入确实大大提高了。去年，杨争光一篇六七万字的中篇小说《驴队来到奉先畤》，稿费拿到了28000元，也就是说，千字稿酬已达到400元。今年，马原30万字的《牛鬼蛇神》到底能拿多少稿费？程永新透露说：“怎么也得有十几万元。”
“扶持一些有影响、有品牌效应的杂志，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一份责任。”《收获》副主编程永新总结道。
3.抓住文学这个影视文化的源头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月》都曾经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程永新说：“我们经历过文学的盛大节日，但现在我们也要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状，这其实是个大趋势。”
艾克拜尔不认同这个说法：“他们说文学被边缘化，这不尽然。当然，如果文学成为一个社会的中心，也是不正常的。应当说，在任何时候，文学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
但艾克拜尔意识到，文学的形态在当今已经发生了变化，关键是文学期刊能否捕捉到，能否找到市场空白。循着这样的思路，3年前，《中国作家》采取了国内独一无二的旬刊制，每月共有3本杂志面世，分别是《中国作家·文学》、《中国作家·纪实》、《中国作家·影视》，每本40万字，每月120万字、加上两期增刊，每年1520万字的发稿量，恐怕是全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
编剧王兴东至今还记得艾克拜尔的“疯话”。3年前，他俩一同参加少数民族全国政协委员春节团拜会，艾克拜尔对王兴东说，要办一个影视刊物。王兴东回答：“全国的影视刊物都停刊了，没人愿意干这种赔钱买卖。”艾克拜尔却说：“我想干就一定能干好，现在和将来是影视文化大发展的好时候，抓源头肯定不会错。”他听说王兴东正在写电影剧本《建国大业》，马上发起攻势，“给我，我发，我在专刊上发。”
果然，2009年5月的《中国作家》影视专刊，刊登了王兴东与陈宝光共同创作的4.5万字的电影剧本《建国大业》，王兴东说，从此以后，《中国作家》让更多的编剧找到了家的感觉。
“过去，文学剧本要发给每个人，工作人员会根据剧本选景拍摄，准备服装道具，现在的导演连演员都不让看剧本，很多影视都是胡拍。”王兴东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影视文学存在的意义无疑是多重的，既保护了原作的版权，也为未来储备了文学资源，还为未来维护原创版权，保存了法律依据。此外，也为所有致力于影视文学剧本创作的人提供了研究和学习的教材。
王兴东坦言，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作家》已经成长为影视文学创作基地，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全国影视编剧。
为了找回影视文学失去的地位，《中国作家》不断搞活动、开研讨会，王兴东说：“经过研讨，大家明确了文学为首，剧本为先，编剧地位是首要的，发展影视必须以编剧为源头，编剧为第一生产力的意识。”为此，《中国作家》还组织编剧深入生活，到中山、到咸阳、到克里木油田、到四川广元、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并创作出《建国大业》、《飞天》等多部叫得响的影视剧本。
回首当初的选择，艾克拜尔庆幸自己对全局的把握和认识。“在我国影视界，由前苏联承袭的导演制余音袅袅，常常一部作品出来了，宣传围着导演转。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了让票房价值超前实现，舆论又转向明星效应，却往往忽视了写出一剧之本的剧作家。”文学期刊的到来，弥补了这个遗憾。
4.把热爱文学的作家留下来
文学期刊尽管生存不易，还是在想方设法把作家留在自己周围，杂志社一方面通过推出文学奖项将成熟作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则不断推出文学新人，让他们分享文学期刊的温暖。
去年11月，作家、诗人杨匡满的诗作《比回归线还温暖的地方》获得了“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并获得1万元奖金。
这篇纪念辛亥革命的百行诗作，和《中国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2011年3月，我在《中国作家》的中山创作基地呆了整整3周，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杨匡满转遍了中山市博物馆，观看洋务运动的文物，欣赏中国第一本中英文词典。一件件文物看过来，他也心生感悟：“中国的革命都是从南方开始的。”
“我这首诗写得很慢，百行诗歌前前后后写了两个月。”杨匡满说，《中国作家》为他提供了中山之行的所有费用，作品刊登在杂志上，还拿到了稿酬。同一年，经过专家评审，这首诗获得了《中国作家》与中山市合办的“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得奖数目有限，而《中国作家》、《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推出的文学奖项已经在文坛树立了品牌，得这些奖会让作家们感到温暖，不再孤独。”杨匡满平静地说。
王兴东至今难忘，他创作的剧本《建国大业》曾经连获《中国作家》推出的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山杯”文学奖、剑门关文学奖三项大奖，而这些奖项都是艾克拜尔动员社会资源、每个月有半个月时间在天上飞来飞去，采取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设立的。类似的文学大奖《中国作家》有10个，其中，光是鄂尔多斯市政府每年的资助就有280万元，其他地方政府每年资助100万元。“王兴东《建国大业》获得的奖金很可观，尽管他拍电影挣的要多得多，但这些钱拿着也挺好。”艾克拜尔朗声大笑说。
58岁的文学新人毛建军目前还没有得过文学奖项，但他始终对《北京文学》的编辑心存感激和尊重，这种发自内心的淳朴情感，被他视为金钱换不来的财富。
毛建军说：“王老师老说我写得好，你还得写！”《北京文学》编辑王秀云是毛建军的伯乐，去年，她发现了毛建军的处女作《北京人》，并毫不吝惜对毛建军发出了“天才”的赞许。在王秀云的鼓励下，这位朝阳医院工人接二连三地创作，今年7月，第二部中篇小说《虎烈拉》刚刚面世，另一部长篇小说最近又握在了王秀云的手中。
46岁的王秀云曾是河北泊头市市长助理，3年前，她抛下这一切，成为“北漂”一族，拿着每月3000元的收入，在稿子里淘金。王秀云说，文学编辑虽说很清贫，但她享受的幸福感也是过去不曾有的。“放弃世俗的利益，不就是为了理想的光芒吗？说实话，做编辑我很从容，我在发现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有了提升。”王秀云说，她愿意通过自己的发现，为文学新人改善生活质量做些努力，也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出名的作者，通过发表作品，带去些许安慰。
5.文学期刊也需分而治之
原创文学是影视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的源头，而文学期刊又是原创文学创作的根基，主流作家离不开文学期刊的培养。但在文化产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为其提供食粮的文学期刊却变成了局外人，很多原创作品被任意转载、传播、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学期刊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对文学期刊来说，这简直就是巨大的讽刺。
“要么承认原创文学期刊的公共文化职能，要么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文学原创，否则原创文学期刊的处境会很尴尬。”《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认为，在当前文化市场环境中，对原创文学、对文学期刊的保护，明显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要繁荣文学，就必须从政策法规等方面，最大限度地鼓励并保护文学原创，保护原创文学杂志就是保护文学的根基。”
杨晓升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原创文学期刊作品被选刊类杂志或其他报刊转载，要么不付稿酬、不寄样刊，要么付出的稿酬也就千字30元至40元，“我们给一部重点作品付出的最高稿费是千字数百元，而转载报刊付的这点稿酬与我们原创的投入相比显然是不相符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由于文学选刊定价低于原创文学期刊，发行量又大，很多读者自然会购买选刊杂志，反过来对原创文学期刊无疑又是巨大的利益“盘剥”。
杨晓升还举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毛建军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北京人》是《北京文学》编辑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浪里淘沙发现并发表出来的，目前，这部作品已被北京一家影视制作公司购买了影视改编权，但改编的事却与《北京文学》没有丝毫关系，杂志社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杨晓升说，事实上，一部作品面世，杂志社从编辑筛选稿件、仔细阅稿、与作者约谈改稿、组织评审等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力。
面对这种现状，杨晓升呼吁，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比如在《著作权法》修改中就应规定，其他报刊转载、选载、连载或网上传播原创文学杂志的作品，以及影视（广播）作品的改编，必须得到原创文学杂志许可，并以高于原创文学期刊的稿酬，付给杂志社和作者。
“一方面是政策的缺失，一方面是管理过于死板，这让举步维艰的文学期刊难以获得更大的生机。”期刊界人士发出了如此感叹。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刊物。”程永新说，他每天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至少有六七种，而这些刊物大部分都靠企业赞助，也有很多靠地方政府养活，在市面上更是难见踪影。
“目前对文学期刊的管理，还是一刀切、一锅煮，一方面管理比较混乱，一方面又卡得很死。”程永新说，如果《收获》想收购办不下去的刊物，自己进行经营，办成一个高品位的散文刊物，那是肯定不行的。“国家政策其实应该更加灵活，应该鼓励优秀文学期刊，利用品牌优势，收购一些办不下去的期刊。”程永新认为，如果有类似政策出台，《大家》也许就不会有眼下这种窘迫局面了。
记者观察先问问自己想要什么
文学期刊走到今天，颇不容易。前几天翻看昔日的采访笔记，多年前已在讨论纯文学的生存危机，而纯文学正是文学期刊赖以存在的理由。纯文学的困境就是文学期刊的困境。
但从整个文化格局的关系来看，又不能说是通俗文学的发展挤压了纯文学的生存空间。除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极特殊的时期，读者对待纯文学的态度基本上是敬而远之。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纯文学读者也是有限的。有人早就断言，想发财的，别干这个。言外之意，搞纯文学，无论是作者，还是期刊的编辑，都要守得住清贫。
然而，在这个市场主导文化，商品经济法则深刻影响文化市场的时刻，说什么守住清贫，好像很可笑，但这么些年，还有不少文学期刊能够坚持下来，守着这块文学的沃土，恰恰因为还有一大批怀抱着文学理想和情怀的人选择了清贫中的坚守，他们对文学的爱，不仅成全了文学，也成全了他们自己。
事实上，这种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选择面前，任何所谓困境都是苍白无力的。政府固然应该支持纯文学的发展，应该为纯文学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但政府能够拿出手的只有钱和政策，有人以为，既然有了钱和政策，事业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尊严自然也就有了。其实不然。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你选择有尊严地活着，你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社会存在总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丰富多彩中存在着无数诱惑，这些诱惑可能把我们带往各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什么？就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你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选择固守理想，都无所谓，但你要有准备承担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一切后果。很显然，对于选择了与文学共命运的期刊和编辑们来说，这种承担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能推辞的，这也正是他们值得大家尊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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