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站着死 也不跪着生——纪念李蔚如烈士
2022-07-12 09:23:50   来源：一闻网   评论：0 点击：

　　近代中国饱受苦难，无数烈士先贤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点燃革命的火种，李蔚如就是其中一位。

　　拼将傲骨撑天地，剩有灵犀照古今

　　李蔚如字郁生，号鸿钧，1883年12月6日，出生在四川涪州新盛镇大顺场（今重庆市涪陵区大顺乡）。其家族几代行医，在当地小有名气，父亲也有意让他子承父业。可是在那个反帝反封风起云涌的时代，小小的李蔚如早已立下报国之志。1899，他趁到重庆买药的机会，报考了重庆正蒙公塾并被录取。父亲本不想让他读书，但见他已考上，只好默许。

　　在重庆上学期间，李蔚如受到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的影响，决心留学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父亲对他留学坚决反对，“跟我学医，不一样可以拯救人们的痛苦、医治百姓的创伤？”李蔚如回答：“行医只能解除人们身体上的痛苦，不能医治他们头脑里的愚昧、民族的创伤！”

　　李蔚如到日本后，不但学习了先进的知识，还加入了同盟会，开启了革命生涯。1908年8月，李蔚如奉孙中山之命，回川视察同盟会工作，他伺机发动起义，但几次都没能成功。这时清廷密探四布，捕杀革命党人，许多人都退缩了，但李蔚如仍坚定地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他给好友的信中，他以诗明志，“拼将傲骨撑天地，剩有灵犀照古今”。

　　辛亥革命爆发，李蔚如率领手下学生军打开重庆通远门，迎接革命军进入重庆。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李蔚如被委任为涪州地方司令长官，为当地百姓作了很多好事。后来他还相继参加和领导了四川讨袁、护国、护法之役。虽然在战争中屡建战功，但李蔚如眼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安。经过共产党员吴玉章的宣传，李蔚如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军阀混战无益于国家复兴和人民幸福，于是他毅然解甲归田，回到涪陵大顺乡。

　　高举革命大旗，促进社会更新

　　回乡后，李蔚如并未停下革命的脚步，他开始致力于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他认为，要建设国富民强的中国，人才是最大问题，而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学校。于是他口苦婆心地与当地群众商量，“每年春秋搞祭祀，把分分文文积攒起来的钱，花在那些泥塑木雕上，结果呢，神并不保佑，日子照样穷。如果把这些钱捐出来办新学，培养自己的子女，岂不是更好吗？”群众们都被说服，于是新学得以建立，李蔚如被推举为校长，定校名为“更新小学”。学校招收初小到高小各年级学生，共九个班，课程开设比较完备。李蔚如亲自选拔教师，亲自给学生讲解国内外时事，教育学生从小关心国家大事，树立崇高理想，他还亲自为学校谱写校歌：“历史步步地前进，苦难的社会已将陨沉。我们同舟共济，向那无边学海前进。高举革命大旗，促进社会的更新”。为了鼓励学生发奋学习，他自己拿钱资助贫困学生，并购买学习用品奖励优秀学生。

　　1925年孙中山逝世，李蔚如十分悲痛，他写信给挚友吴玉章、刘伯承，相约继续追求革命真理。后来，李蔚如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新的革命洪流。

　　为了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开启民智，1927年，李蔚如创办了“弋阳国民师范学校”。学校教职工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在专业课之外还给学生们传授共产主义理论，学校经常组织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反动军阀的宣传。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了革命运动的骨干。比如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廖井丹、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顾问代北星等等。

　　人民扬眉不纳税，八千人枪硬邦邦

　　李蔚如返乡后，本不想过问政事，无奈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农民在高租重押的盘剥下本就苦不堪言，加上兵、匪、灾、疫和苛捐杂税，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李蔚如见状心中不忍，于是在老友高亚衡的一再请求下，接手涪陵“四镇乡”（今蔺市镇、同乐乡、龙潭镇、新妙镇）的团练事务。

　　李蔚掌握团练武装后，致力于为民争利，维护地方秩序，保护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上任伊始即发布四镇乡联团宣言，明确规定“在联团区内不许任何军队作战、驻扎，不得有二十四小时的逗留和拉夫拉马、办理招抚，战期内不负所有正杂税和任何派款的交纳义务，违反或破坏宣言规定者则以武力对付”。军阀们慑于他在川军中的声望，不仅不敢肆虐，借路过境也要先打个招呼。

　　以前地方团练主要用于剿匪，但李蔚如深知，不是土匪横行，只是民不聊生，贫困群众没了饭吃才去抢粮。李蔚如对土匪都网开一面，让其知晓错误并给以生活出路，使其安居乐业，还动员他们加入团练为民办事。在他的感召下，四镇乡的“土匪”大为减少。

　　李蔚如掌握团练武装，在地方上敢于抗击强权，主持公道，为民办事。涪陵珍溪施鹤笙是前清翰林，其子施鹤雏是袁世凯临时约法会议的副议长，当地是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他们父子公然霸占重庆广阳坝学田公产，妄图变卖侵吞，中饱私囊。李蔚如知道后，立即号召涪陵学界联合组织清账团查账目，深受群众拥护。李蔚如的弟弟李仙舟也在“Goon”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施氏父子丑闻。在强大舆论压力下，施鹤笙不得不交出账目，听候查办。

　　在与共产党人交往过程中，李蔚如逐步清醒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明确说“中国的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重点在于联合农民，还应该搞自己的武装”。1926年下半年起，他先后在大顺、新妙等地以团练传习所训练农民武装骨干，开展农运，建立农民武装。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他的队伍有八千人之重，战士们均接受了较为系统思想政治和军事培训，成为一支颇具影响力革命队伍。1927年1月5日，为与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相呼应，李蔚如率领三千名精兵向南川城进发，有效牵制了反动势力的队伍。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李蔚如在训练地方团队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农会。他亲到各场镇公开讲演，向农民介绍湖南、广东农民运动情况，“我们闹革命，就是要穷人翻身，到那时候，分田分地给你们，土地就是你们自己的。要达到这一步，我们首先就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烂军阀、绅粮恶霸。要打倒敌人，农民们就应该组织起来，办好农民协会”。他组织带领学生和部分教师到各乡镇的戏台上用演“文明戏”的方法来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李蔚如十分重视妇女解放。他在农村反对妇女缠脚，禁止蓄婢纳妾，主张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农会，参加社会活动。

　　四镇乡一带，历来地租剥削很重，大多是二八开或三七开。稍有灾害，农民连杂粮也要卖了抵租，年岁稍好，地主又要加租加押，很多人家搞得丢了镰刀把就饿饭。为了让农民得到实惠，李蔚如在四镇乡实行减租减息，得到群众极大拥护。在李蔚如支持下，四镇乡的农民种烟都不向军阀缴纳窝捐，防区军阀也奈何不得。李蔚如很注意宣传和组织发展农业生产。他深深知道，要搞好革命，要支援北伐，没有粮食是不行的。一些农会会员回忆说：“李蔚如跟我们讲话，还讲如何喂好耕牛，保护耕牛过冬呢！”

　　李蔚如搞农会影响很大，到1927年上半年，不仅四镇乡，连长江北岸的李渡、石泉，乌江东西岸的白涛、庙垭、龙驹、罗云，甚至与涪陵毗连的垫江等县都有了农会，农民运动十分高涨。1927年6月24日，涪陵农民协会在大顺乡宣告正式成立，到会代表1000多人，会场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切肉需从厚边切 犁地专向不平犁”的横幅格外显眼，涪陵一时成为川东地区的革命据点。

　　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眼看李蔚如领导的农军农会声震川东，反动势力坐不住了，趁着涪陵农民协会召开，刘湘派兵占领了冷水一带，摆出进攻四镇乡的阵势。

　　1927年7月3日，李蔚如送来一封画有三个“X”的十万火急信，写信的人是他的学生和战友，同时也是涪陵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五师师长，名叫郭汝栋。信中，郭汝栋邀请李蔚如速去同乐镇共商军事。尽管身边有多人提醒小心有诈，但李蔚如仍对自己的学生怀有期望。

　　然而，学生却让他绝望了。此时的郭汝栋已和刘湘等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密谋陷害李蔚如。由于没有防备，李蔚如在同乐被捕，敌人随即设庭询问。

　　“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

　　“四川有几人配当共产党？我能为共产党员，虽死犹荣。”

　　“你是四川著名的健将，有勇有谋，何以此次竟被擒？”

　　“君子可欺以其方！”

　　整个审讯过程中，李蔚如神色自若，慷慨陈词，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崇高品德。

　　由于李蔚如在川军中和地方民众中声望极高，刘湘等便匆匆将李蔚如杀害。临刑前，李蔚如叫随行的勤务兵取出纸笔，从容写下遗书，交代妻子给自己薄葬，并且“一切迷信事概不许作”。遗书写好后，李蔚如让勤务兵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银元掏出付给抬轿人，让其将自己的遗体抬回老家大顺，并特别嘱咐，下葬时，棺材一定要竖着埋。他说，他死了也要做一个不愿跪着生而是站着死的革命者！

　　李蔚如虽然牺牲了，但他在涪陵和“四镇乡”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1928年天宝寺起义，1929年抗款军起义，都有“四镇乡”群众作基础。李蔚如的革命思想哺育了一代青年，其弟李仙舟、外侄陈寿珉、外侄女婿田鹤鸣均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重庆涪陵区纪委监委 杨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