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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抄家者面对宪法称“我们已把它作废了”
2012-08-31 11:20:03   来源:凤凰   评论:0 点击: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林建刚,原题为:《“最后的名媛”郑念:上海生死劫》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小人物与大历史,个体的人生与大社会,曲径相通。一粒沙里一个世界,个人生活中那些卑微琐碎的事情,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与他自己有关。而其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往往是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倘若如此,《上海生死劫》或许正是对“文革”这段大历史的重现和刻画。它和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一起,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为了解那段历史中人们生活状况的窗口。在海外,他们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待了7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该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以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遭遇长达6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以及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她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所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80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60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平庸的恶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禁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作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
  
  在书中,郑念还有更多的个人反思,她曾写道: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地作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在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后,郑念曾自责道:“我为什么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了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1945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的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下她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与大众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郑念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话“逝将去汝,适彼乐园”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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