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抄家者面对宪法称“我们已把它作废了”
2012-08-31 11:20:03   来源：凤凰   评论：0 点击：

　　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林建刚，原题为：《“最后的名媛”郑念：上海生死劫》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乃是世界的历史。”小人物与大历史，个体的人生与大社会，曲径相通。一粒沙里一个世界，个人生活中那些卑微琐碎的事情，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与他自己有关。而其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往往是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倘若如此，《上海生死劫》或许正是对“文革”这段大历史的重现和刻画。它和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一起，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为了解那段历史中人们生活状况的窗口。在海外，他们的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待了7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该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以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遭遇长达6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以及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她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所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80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60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平庸的恶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禁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作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
　　
　　在书中，郑念还有更多的个人反思，她曾写道：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地作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在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后，郑念曾自责道：“我为什么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了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1945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的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下她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与大众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郑念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话“逝将去汝，适彼乐园”表达了自己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