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毛泽东吟诗：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林彪尚有村
2012-08-31 11:16:35   来源：凤凰   评论：0 点击：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件大事，曾被称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最终因飞机爆炸，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异国荒野之上。无疑，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具戏剧性的事件。
　　
　　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大多数人还不可能很快从中挖掘出历史的沉淀物，许多人只是在震惊之余，将内心的所感通过旧体诗词的方式表述出来——因为只有旧体诗词特有的包蕴性、概括性，以及文词的典雅和张力，才能传达出当时人们极其复杂的心情。
　　
　　毛泽东吟诵的几首古诗
　　
　　关于“毛泽东和林彪”，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历史悲剧性话题。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受到巨大影响，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据说他为此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后来又大病一场，甚至在翌年初还曾突然休克一次，此后虽然被抢救过来，身体却从此垮了），心态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无疑，真正的“晚年毛泽东”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到来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可谓无比苍凉，而当时在他的周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排遣他的这种苍凉，只好寻找古籍和古典诗词来慰藉自己。可是他的眼力已不行了（已患白内障，后来还动了手术），于是他要求有关方面提供后来被称为“大字本”的古籍印本，即按其具体要求，组织人员重新点校和注释，最后加以印制的“大字本”。这种“大字本”在“九一三”事件一年之后陆续被印制出来，此后直到1975年左右结束（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这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和心境，以及研究当时他所关注思考的问题。
　　
　　晚年的毛泽东已无力创作讲究音韵平仄等诸多形式的旧体诗词了，但他可以通过吟诵古典诗词寄托自己的情感。针对“九一三”事件，他非常自如地背诵出一些古典诗词，并且又略微做了一些“加工”：
　　
　　一、杜牧的《赤壁》。
　　
　　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1971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熊向晖等谈话时，说到了叛逃和暴死的林彪，连连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反讽完了，他不禁接着念了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接着，毛泽东又解释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毛泽东吟诵杜牧的这首《赤壁》，可谓感慨万端、五味杂陈。
　　二、李攀龙的《怀明卿》。
　　
　　“九一三”事件的翌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老朋友周世钊。毛泽东与周世钊也是诗友，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七律?和周世钊先生》，以及一些论诗的书信（如1958年10月关于“坐地日行八万里”）。然而岁月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了，这一年毛泽东临近八十高龄，而周世钊也早已年逾古稀，在他们最后的这次谈话中，两人又谈到了诗词，特别是谈到林彪时，毛泽东当即念了一首古诗：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
　　
　　这首《七绝》是明代诗人李攀龙作的，原题为《怀明卿》。其中“豫章”指的是江西，“彩云间”是指黄昏时候的云彩，而“九派长江九叠山”则是指长江（由九条支流汇合而成），这里自然可以带出一个庐山，而庐山又是林彪与毛泽东发生破裂的地方，也是毛泽东彼时想起这首诗的原因。诗的第三句，毛泽东借指林彪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只宜高卧大睡，而不须窥照石镜作深刻的自我反省，“窥石镜”三字是出自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闲窥石镜清我心”之句。此前在庐山，毛泽东对林彪还有一线希望，希望林彪能作检讨，但是林彪倔强，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诗的最末一句，当时毛泽东念罢，顺口将“侍臣”改为“叛徒”，并且说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那意思是借助比兴来说：愤怒的秋风横扫了叛徒的嘴脸。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后来人们认为这是毛泽东送给林彪的挽诗，也是给林彪的一幅绝妙画像。
　　
　　三、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毛泽东与周世钊谈兴正浓，吟诵并戏改了李攀龙的《怀明卿》，又顺带吟诵和戏改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荆门”在湖北，林彪的家乡也在湖北，杜甫原诗是说“生长明妃尚有村”，那分明是歌咏王昭君的，王是西汉南郡秭归人，即今天的湖北兴山县人。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不是又与林彪葬身大漠相同么，这足见毛泽东熟悉古典诗词的程度，且“活学活用”。后来有一书《毛泽东诗词联大观》，内称这首杜甫的诗，毛泽东以“明妃”改为“林彪”，是“只取前四句，仅改其中两字，巧合无间，妙不可言”，香港的罗孚先生则以为这“真是拍马拍得妙不可言了”。
　　
　　四、白居易的《放言》。
　　
　　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传说毛泽东经常诵吟白居易的诗句：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也许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感觉和况味，毛后来决定把他在1966年7月8日于“西方的一个山洞”（即毛泽东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附近的“滴水洞”）里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向下传达了。
　　五、关于评价贾谊的两首诗。
　　
　　现传毛泽东有两首评价贾谊的诗，皆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副编”，有人以为格律不合，似非毛泽东所作。分别为：《七律?咏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七绝?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斗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有人以为：前者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大病一场后所作，意在借贾谊感伤梁王堕马而死来宽慰自己，不可考，存而不论。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是有一定程度的反省的，他也在考虑如何解决“后林彪时代”的“文革”问题。也就在“九一三”事件不久，毛泽东此前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被公开，说明毛泽东早就对林彪有所怀疑和担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九大”之后林彪和江青两个阵营的矛盾争斗有所说明。当然，这只是有所补救而已，真正要解决“文革”的问题，必须做出“纠左”的措施。随即，毛泽东于“九一三”之后的1971年10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此后叶帅的作用得以突出了。同年11月，毛泽东决定为“二月逆流”平反，一批曾受到过林彪迫害的解放军将帅得以出山，接着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尝试性地实施“纠左”，把“文革”造成的损害减到最低程度。这一期间，毛泽东除了布置审查“林彪集团”外，还格外强调内部的团结，防止“九一三”事件的恶性影响。于是，毛泽东在阅读“大字本”时，特别要求有关方面注释《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诸传，这四个历史人物均和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而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又是和当时内部的“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毛泽东嘱咐传阅《晋书》四人传，分明是要求当时的中央领导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经过“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可谓“心事浩茫连广宇”，突然对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也关注起来。到1972年底，他的“大字本”阅读更加丰富了，由历史进而包括对社会、自然、宇宙等各种问题的兴趣，并先后布置了对《旧唐书?傅奕传》、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等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则是屈原被放逐之后“仰望星空”而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奇文，此后柳宗元对之作了尝试性的回答即《天对》。那么，“九一三”之后，毛泽东为何“思接千载”，开始思考这些有关历史、自然和宇宙的问题，这是否他当时真实心境、心态的一种反映？是否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面对“九一三”的后果即否认“文革”的倾向，他的担心和忧虑呢？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思考脱离了当时中国普遍的语境，也脱离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真实思想。“九一三”之后的“伪问题”即林彪是极“左”抑或极“右”，竟成了他心目中的“真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无限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涉及历史观、自然观和宇宙观等基本问题，真正成为“宏大叙事”。于是，在“九一三”事件客观上提供给人们一个认真反思“文革”的绝佳机会的时刻，毛泽东未能沿着这个思路反思下去，相反，他不能容忍否定“文革”，不能容忍批判极左思潮。所以，“文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毛泽东逝世后突然刹车。
　　
　　郭沫若称赞“乔老爷”改得好
　　
　　“九一三”事件后，最早以诗词的方式表达心情的，是几位擅长写旧体诗词的老革命家。
　　
　　叶剑英在事件不久，即写下了《斥林彪》：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据《叶剑英传》记载：“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并指定他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当晚，叶剑英转移到玉泉山待命，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另据《叶剑英年谱》，此诗是同年9月26日所作）此外，这年10月4日，叶还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委直属单位、军兵种和院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工作的一些设想，信中说：“林彪及其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勾结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促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这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军队各大单位在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谋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彪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代材料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身上出现的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信中的这些文字，可以作为那首诗的背景来看。
　　
　　这首诗，有人以为是董必武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九一三”事件时所写，后由熊向晖在听叶剑英转述时笔录了下来，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后来出版的《董必武诗选》，却刊载于叶剑英的诗集《远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后又收入《叶剑英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当时叶、董都有诗作，很可能是熊向晖后来在回忆时搞混了。
　　
　　董必武虽然不是《斥林彪》一诗的作者，但当时以“林彪事件”为题材创作诗词的老革命家，他是最多的一位。有一首《偶成》，诗曰：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此后，董必武又写了《观坠机中尸影》五首：
　　
　　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
　　
　　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
　　
　　……
　　
　　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
　　
　　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以上诗作是董必武看到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送来的温都尔汗飞机的残骸照片而写的，词意浅显易知。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谓“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是说林彪生前曾攻讦彭德怀、刘少奇，而“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也就是当时标榜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成果了。
　　
　　毛泽东对党内诗家，一向看重董必武（以及叶剑英、陈毅）。1975年4月，董老逝世，毛泽东黯然神伤，他整日都在听一首古词的灌注唱片，是为南宋张元干所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曰：“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渡。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最后，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过于伤感了，他让演唱人员重新加以录制，并将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党内诗家陈毅，彼时已病入膏肓。1971年9月28日，张茜听了中共中央传达的“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范围”的通知，即将林彪事件传达至地、师以上党委，随即告知了陈毅。陈毅检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抄示子女——他是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对“九一三”事件的心情的。
　　
　　国内最先确知“九一三”事件是在9月14日上午，当时周恩来紧急指示开会研究应对方案，外交部的高层领导也被通知到会。当外交部长姬鹏飞看到秘书送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手抄特急电报时，用异常的语调出口成诗，是为8个字的“机毁人亡，绝妙下场”。14日晚，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得讯，打开茅台酒开怀畅饮，先是符浩猛地想起唐人卢纶的诗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出塞曲》）随即脱口而出。乔冠华听后将手中的茅台酒一饮而尽，说道：“述旧不如编新，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如何？”于是他念道：“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此后这首诗竟不胫而走，“诗豪”郭沫若听了也赞不绝口，还欣然命笔，将之挥毫写成条幅，馈赠众多好友，并极称“乔老爷”改得好。
　　沈从文、吴祖光等也动了笔
　　
　　不同于老革命家，文化人对“九一三”事件的诗词表达有另外的色彩。
　　
　　老诗人叶圣陶于1971年10月所作《感事》云：
　　
　　好话说唯尽，画皮描最红。
　　
　　大呼诛讨者，身即是元凶。
　　
　　相似的，还有沈从文。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后，沈从文还在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得悉事件时，正是自己的70岁生日。于是他于“丹江采石区荒山中”吟诗一首，即《拟咏怀诗——七十岁生日感事》，曰：“大块赋我形，还复劳我生；身轻类飞蓬，随风长远征。虚舟触舷急，回飙坠瓦频，廓落不经意，芥蒂难累心。日月走双丸，经冬复历春，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金风杀草木，林间落叶新。（自注：在此闻林彪、叶群坠机身死。）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祸福相依伏，老氏阅历深。能进而易退，焉用五湖行？窃名贪天禄，终易致覆倾，黄犬空叹息，难出上蔡门……还多羽林郎，意气于青云，不必策高足，早据要路津。谄谀累层台，天才无比伦。鹰隼擅搏击，射于巧中人。青蛙能两栖，蝙蝠难定型。不乏中山狼，玲珑九窍心。蚩尤兴妖雾，目迷行路人。朗朗白日临，夭宇廓然清！蛾子扑灯火，玩火终自焚……”
　　
　　翌年沈从文回到北京，又一口气写了组诗《京门杂咏》，其中之一是《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云：
　　
　　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
　　
　　所谓世事难以预料，诗人表达的正是这种沧桑之感。
　　
　　事后，廖沫沙也以诗记“文革”两大集团：“昔人已跨三叉去，此地空余一座楼。点滴不留池水竭，无为有处使人愁。”林彪、江青双双入诗，诗人的调侃、俏皮由此可见。
　　
　　剧作家吴祖光时有《枕下诗》，内收1972年《九月感事》，曰：“九转洪炉百炼金，千军易得将难寻。翻天覆地真英主，明辨秋毫不识林。”个中滋味，就不同凡响了。
　　
　　又有民间诗人牟宜之，山东人，系老干部、老“右派”，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牟宜之诗》收入诗人1971年深秋所作的“咏史”诗，曰：
　　
　　（之一）寒林落叶岁月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闱秘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之二）董狐如椽巨笔狂，修志从容论短长。忠良奸佞详评判，真实谬误细思量。石烧三日见璞玉，材辨七年识栋梁。安得青史着一墨，也是华胄好儿郎。
　　
　　（之三）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需待后年。
　　
　　也是诗家的李锐为这本诗集写的“前言”中说：“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四人帮’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者，实为凤毛麟角！”信然。笔者甚至可以这样判定：当年“九一三”之后以“林彪事件”为题材的诗词，可以此诗为翘楚。
　　
　　中国一向有“诗史”的说法。每当历史的某个重大转折关头，都会有一批呕心沥血之作问世，人们通过吟诵这些诗作，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状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因此，从认识历史而言，这些诗作就具有了“诗史”的意义，并带有了思想史的分量——上述“九一三”之后以“林彪事件”为题材的诗词，正是这样的“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