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孔祥熙：说我败家 我留国家6000万两黄金
2012-08-14 10:38:34   来源：凤凰网   评论：0 点击：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