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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一生突围
2012-08-24 09:21:54   来源:雅虎   评论:0 点击:










  杨沫的人生像一艘巨大的潜艇。《青春之歌》和张中行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两截长短桅杆,潮湿而鲜亮,岂知潜藏于水下的是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命运构成。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不仅勾勒了大轮廓,而且力求逼真立体。犄角旮旯处的迂回曲折都写出来了——甚至写了她不光彩的一面,如晚年时与比她小20岁的男秘书的暧昧关系。随着时间它们逐渐滑腻而失真,但反而令人性化的杨沫更加完整。她的一生基本属于“一个人的战争”。她没有主动伤害过别人。她本质上是一个偏于善、野性又偏执、冲动也轻信的温情主义者,只是一生缺少爱。《青春之歌》算是她的半个自传。写作于她来说,是虚荣、个人实现,更是生命的证词。
  
  1931年她遇见张中行。她少女时代在家庭中受到了太多的冰冷和伤害——父母不和,各自寻欢作乐——而这个温情的学子,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让她感受到高雅的情趣,也给了她呵护和尊重,“在她心中简直光芒四射”。她在他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令人晕眩的幸福。她很快怀了孕。
  
  她既不是张爱玲式的高贵的孤独,也不具备林徽因的优越感与贵族诗情,冰心式的温婉安宁不属于她,丁玲与她同属革命作家序列,但丁玲比她更粗放豪迈。
  
  她身上流着湖南人的血,是一位吃辣椒长大的女性,这决定了她渴求动荡和冒险,又敏感多情,有着湖南人特有的执著、生猛,平庸的生活令她窒息。“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的运动中去,即使危险从生,也乐趣无穷。”1936年,她与张中行断绝关系,与老地下党员马建民生活在一起,他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这时候她22岁,正怀着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
  
  这个世界往往这样:当事人其时千钧一发,旁人往往无关要紧,权作笑谈。回看她的人生迂回曲折,围观处立刻伸出三五个脑袋,露出白牙齿,听房一样兴奋着。或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上世纪的男女真是胆大妄为,恬不知耻。
  
  老鬼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她猜测身边的那些人是共产党,渴望与他们为伍。她每天挺着个大肚子缠着马建民要入党。她是如此真诚。她这时候想入党,原因很简单:就是觉着它好,它代表未来。
  
  这时候的她,就是林道静。
  
  每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真是互为因果。年轻时代的经历,只是围棋盘上最初布置的几颗棋子,看似漫不经心,煞尾时却生死攸关。它们所决定的格局与大势,终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她顺着它走,无法突破宿命。值得玩味的是杨沫的后来。
  
  对马建民的个人感情中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她把对共产党人的崇拜和仰慕完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为他罩了一层圣光。他为了安抚她,有一天对她说,党已经同意接受她,他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这于当时只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文革”中爆炸。这险些要了她的命。
  
  1969年,马建民在政治高压下写材料,主动揭发了这个细节,说杨沫是“假党员”、“政治骗子”。当时的情形是《青春之歌》正在接受暴风雨加冰雹式的大批判,杨沫本人有心脏病。换句话说,他为了自保,出卖了她,并且知道后果。
  
  这时候的杨沫,血液中的辣椒性终于被压榨出来了。她没有保持沉默、坐以待毙,而是反过来加倍地攻击马建民。她反驳说,她是被欺骗的。关键是,马也欺骗了党。她把他值得说而不能说的罪状,比如与邓拓的关系,等等,一一透露出来。这些都是可以置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互相伤害,刀刀见血。这时候,他们已共同孕育三个孩子:姐姐小胖,老二青柯,最小的小波,也就是老鬼——说那些经过动荡岁月的人是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真是一点不错。相较之下,当下这些职业女性们的职场拼杀又算什么?杜拉拉生活在1966~1969年会怎么样?当下的时尚人只是热衷于语言暴力,拿着板砖,看见血迹、听个响动,岂知这些文革的遗风余韵比起从前,已经温存多了。
  
  人性在被逼仄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会被考量出质地。这个考量是残酷的,也是真实的。
  
  人性和历史,同样值得玩味。
  
  职场生存、利益竞争,大大小小、零零碎碎,同样是考量,周边都是眼睛。
  
  杨沫在“文革”中,虽遭批判,却没有挨过一下打,与她同在北京文联的老舍命运就大不同了——她是怎么活过来的?
  
  据浩然回忆,1966年,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恐怖之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瘫倒在屋里。
  
  从1966年至1969年间,杨沫得到了浩然等人切实有效的保护。她虽然紧张,但是没有束手就擒,而是求生有法。书中说,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召开17万人的《青春之歌》批判大会,相关人杨述、蒋南翔等被拉上台批斗,唯独杨沫这个作者逃之夭夭。北影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演员谢芳全都挨了斗,杨沫这个编剧又逃脱了。“她拿出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稍有风吹草动就跑,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她的心思用在如何自保上,对旁人少有攻击性,没有出卖过别人——尽管有时候,出卖不是因为恶毒,而是因为软弱。比如书中提到,北影厂编剧海默遭到批判后,她对他相当同情,却从没跟他划清界限,还曾借给过他500块钱。那时候500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海默是何许人呢?据说红卫兵抄他家时,他拿根大铁棍子,挡在门口大喊:你们不许进我家!我这些书都是孤本、绝版,我要保护国家财产!批斗他时,一位北影厂女士台下喊:“大流氓、反动作家海默低头!”海默当众回嘴:“我是反动作家,可我不是国民党的小老婆!”把这位女士气得脸色发青,跳上台去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
  
  有人说,海默如不跟造反派硬顶硬闹,不至于后来被打死。相较之下的杨沫比较温情主义,只有唯唯诺诺,左躲西藏,她本质上不是那种斗争性很盛、朋友出了事就翻脸不认的“革命左派”——老鬼的话说到了骨子里。
  
  她晚年百病缠身,却仍敢爱敢恨。但她没有与马离婚。可以想象,她固然恨他,但是中国人的宿命,正是把那些互相憎恨和厌恶的人,犬牙交错地压合在一起,让他们在生活的轮子里,吱吱呀呀地运转。至于她与秘书的传说,或者于她来说,只是在生活中突围罢了。
  
  杨沫(1914~1995):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描述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自1958年问世以来,累计发行500万册,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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